两人真心地相爱，是徜徉于自己创造的世界中的一对恋人，把艺术、文学和诗编织进自己的恋情之中。对胡适和韦莲司这两个“最高类型”的人来说，坠入情网肯定要触动“自我”（self）的最深层次。用胡适自己的话说，他给韦莲司的信里有他真实的自我。胡适在回国前重访了绮色佳（康奈尔大学所在地），也许就是为了与韦莲司道别。在她那里胡适检读了几年来写给她的信，感慨地说道：“我此两年中之思想感情之变迁多具于此百余书中，他处决不能得此真我之真相也。”[1]这话将他们之间的关系说得不能再明白了。这里只需指出，主要是由于与韦莲司的关系，使胡适向“现代人”的转化比他同时代的其他中国留学生都更为彻底和深刻。

此时，胡适与韦莲司的感情已不复热烈。这个变化发生在1916年的某个时刻。韦莲司夫人的信可能是使之冷却的一个原因，但韦莲司自己迈不出最后的一步——把他们的关系由“精神的”转变为直白的浪漫/性爱的——可能更为关键。她的迟疑早在1915年2月给胡适的信中就表露了。[2]胡适显然接受了韦莲司划定的界限。他在1915年5月末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他与韦莲司都同意集中精力于学习。这意味着他们将从一度徜徉的浪漫之旅中折返。[3]

胡适约束自己对韦莲司的感情并最终在中国完婚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是出于对母亲的孝顺。胡母23岁起守寡，一手把胡适抚养成人。胡适在美国留学期间经常带着爱、敬意和负疚的心情想起母亲。他非常明白，如果毁弃婚约将会给母亲带来巨大打击，因此最终决定顺从。像鲁迅一样，胡适也是“为了母亲”结婚的。[4]两人都是年少失怙，在“母系（子宫）家庭”（a“uterine family”certered around a mother）长大，家的中心是慈爱、含辛茹苦、有操控欲的母亲。[5]看来反抗一个专制的父亲或一群亲戚，像顾维钧和赵元任分别做的那样，比在感情和道义上违背母亲要容易得多。

1917年回国后，胡适成为个人自由和妇女解放的热切倡导者，在推动妇女事业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有关婚姻、爱情和道德的讨论中，他提出了“人格的爱情”的观点，主张男女的关系应当建立在尊重彼此人格的基础上。以此为依据，传统上对于女性“贞操”和“道德”的要求就变得没有意义了。[6]在提出这一论点时，胡适心中想的不会是他自己“妥协式的婚姻”，而是他曾经在美国遇到的理想状态的婚姻，也许更重要的，是他自己与韦莲司的恋爱经历。胡适为国人描述的美国女性是以韦莲司或类似的女子为蓝本的。他1918年在北京对女学生的讲演中，提出了“超越贤妻良母人生观”[7]。他谈起一些受过教育的美国女性，她们不甘于只做别人的贤妻良母，而是坚持走自己选择的生活道路，努力追求自己的事业。他不点名地提到韦莲司，称之为“自立”的化身，赞扬她不同流俗的生活方式和对艺术的执著追求。“自立”成了胡适对女性的最高评价，他自己的密友韦莲司是这方面的典范。

关于爱情在婚姻中的位置和女子独立的问题，胡适的看法比他同时代的很多男性都更为解放，虽然他自己的婚姻另当别论。胡适对女性生活的关注和对女子解放的提倡，鼓舞了年轻一代为更光明的前途而奋争。在这个意义上，胡适超越了个人生活的经验。他不能实现自己的婚姻理想，因而更为理解和支持那些较少羁绊和更为幸运的朋友们。赵元任和杨步伟结婚时，胡适是证婚人。胡适在日记里这样描绘他们别开生面的婚礼：“最简单，最明智——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8]当诗人徐志摩因飞机失事去世时，胡适说道：“他的失败是一个单纯的理想主义者的失败。他的追求，使我们惭愧，因为我们的信心太小了，从不敢梦想他的梦想。”[9]徐志摩在他的同伴中以对爱情的执著追求而著称[10]，在悼念他的时候，胡适反思了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