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青年男女可以在一起做各种事情，包括从事革命事业，彼此平等相待，不怀任何邪想。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是美国保守的“老妇人们”所不能理解的。[1]这里，“老妇人”可能有所指。从胡适1916年初写的一封信看，它可能指的是韦莲司的母亲韦莲司夫人。那是封给韦莲斯夫人的回信。信很长，流露出来的情绪有些愤愤然，这在性格平和的胡适是不寻常的：

您很想知道一个东方人在内心深处对某些美国年轻女子（对她们不合习俗之处）的真实想法……

在我看来这里有个做人是否一致的问题。人们只能在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作出选择：或把女人看成玩偶，或把她们当做自由的人；或把她们锁在精致漂亮的牢笼里，或让她们真正地享有自由。

照我的理解，美国人对待妇女的态度基于的原则是：她们是自由和理性的人。您能信任她吗？您能相信她有自由和理性行为的能力吗？虽然有时她会不守习俗，这时通常的反应是把她锁在闺阁中，永远不让她离开人的视线。这就是一致性。但是如果您果真信任她，那么就让她拥有真正的自由，让她去做她认为正当和合理的事情。这也是一致性。

在自由和奴隶之间没有中间道路……

我们为什么要顾虑“别人”怎么想我们？我们难道不是和他们一样（或更好的）对我们自己的判断者吗？说到底习俗不是人造的吗？有头脑的男人和女人难道不是比习俗更伟大吗？安息日是为人创造的，而不是人是为安息日创造的!这话说得多么正确!

从胡适的回信来看，韦莲司夫人的信很可能夹杂着焦虑，口气也许有点伤人。或许她已经意识到女儿和胡适之间不寻常的关系，并为之感到不安。她在批评美国年轻女子做事“不合习俗”时，所指的有可能就是自己的女儿，借机间接表明她不赞成女儿与一个“东方人”之间的友谊。种族的差异——胡适和韦莲司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这一问题——很可能是韦莲司夫人认为的“不合习俗”之处。[2]

回信中胡适没有触及种族问题。人们只能假设，在对华人抱有强烈偏见的美国社会，这个问题甚至对韦莲司和胡适来说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胡适在给韦莲司夫人的信中用了很多力气为“美国青年女子”辩护，维护女性作为天生“自由和理性”的人有按照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生活的权利。不应将“社会习俗”强加于人，这就是胡适所说的“自由”。用这一标准来衡量，美国社会暴露出其不一致和虚伪。在信中胡适像一个“文化叛逆者”，用人生来自由的观点批判保守的美国社会。由一个中国人向一个美国人阐述这个道理似乎有些奇怪，也与其他许多中国留学生形成对照，后者一般不会认为美国社会习俗有多么保守。是什么使胡适的看法比其他中国人更为激进呢？在促成胡适思想形成的诸因素中，韦莲司的作用是很关键的。1914年是胡适思想发展的重要一年，他由一个捍卫中国传统社会习俗的文化保守派，转变为女性自由和个人独立的信奉者。在那一年他认识了韦莲司。

学者们在评价韦莲司对胡适思想的影响时往往谈到家庭和妇女问题方面[3]，对此胡适自己也完全承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在这些问题上的变化反映了他更加深刻的转变，而人们对这一点的探讨还很不够。在维护妇女作为“自由和独立”的人的权利时，胡适意识到所有的人——女人和男人都一样。这一理念使他认为人人享有选择自己如何生活的权利和责任。杰罗姆·格瑞德尔（Jerome Grieder）认为，胡适的“美国经历”（American experience）最突出的标记是他把自己的角色界定为独立和批判的知识分子。[4]在那些影响胡适的因素中，格瑞德尔没有提到和韦莲司的友谊。这是个大疏忽。在胡适眼中，韦莲司勤于探索和批判的头脑，她对艺术的献身，她对习俗的蔑视和“另类”的生活方式，在在体现了她独立和自由的人格。更重要的是，胡适不是从远处观察韦莲司，而是和她一起身体力行地宣示自己的自由和向“习俗”挑战。这个经历对胡适的“自我形成”（self-becoming）是无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