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警察的保护下拍戏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香港电影以警匪片居多，但“黄飞鸿”系列及《东方不败》等影片，一下子掀起了古装电影的浪潮。而随后几年，正好是香港比较动荡的时期，黑社会势力比较庞大，他们常常会介入电影圈中。那时，我才感觉“商场如战场”这句话一点儿都没错。

我当时的处境，用江湖上的话说，就是“一只会下蛋的鸡”，人人都想拿这只“鸡”赚钱。可“鸡”仅有一只，这个时候，一些帮派就开始抢人，我的人身安全自然受到威胁。

记得在拍《中南海保镖》时，我在电影里演保镖去保护别人。可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证我的安全，香港政府派了9个便衣警察在我身边，开车的司机、我的助手、帮我们做饭的人，全都是警察。

在警察的保护下，我的工作和生活还算顺利。可不久之后，我身边发生了一件非常轰动的事情——我的一位经纪人被枪杀。这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个不小的震撼，但那时候的我已经不是初入电影圈的愣头小子了，自己已变得很坚强，这种坚强来源于我至今仍然非常感激的一个人。

自到了香港之后，我就在那个相对陌生的地方，试图寻找任何可以生存的空间或缝隙。可我不幸地赶上了香港社会比较混乱的年代，梦想乃至生命随时都有可能被终结。就在我感到茫然无措的时候，有个人告诉我一句话，他说大家要的是蛋，而不是鸡，所以不会杀了那只鸡。

这句话给了我很大启发，我想，既然如此，我为什么不趁还有能力“生蛋”之时，做一些自己最想做的事。虽然周围乱成一片，但我已经知道底线了，就豁出去自己闯一回。所以之后不久，我就组建了自己的公司，也就有了《方世玉》、《中南海保镖》等影片。

混好莱坞要有“仙人掌”精神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我在亚洲演艺圈已经做得不错了。这时，我想我应该有更大的突破，因为我在亚洲很出名，不代表在美国、在全世界都出名，何况我推广中国功夫的范围也不能局限于亚洲。

于是，我决定去好莱坞发展，在那里开拓一片属于华人影星的市场。这个时候，真正受困扰的其实不是我自己，而是身边爱护我、关心我的人。他们可能觉得我在亚洲已经很成功，突然抛下这一切去美国，几乎要从零做起，这样不值得。也有人说去了美国，我可能会不受重视，甚至被歧视，最后我可能会很痛苦。

事实上，不管是在好莱坞拍戏的过程中，还是回国之后，我都不后悔当初的选择。的确，初到好莱坞，我也遇到过不少坎儿，但当我一步步走到最后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值得，而我也获得了一定的成功。

在好莱坞拍第一部片子前，电影公司说给我100万演一个反派。这样的酬劳水平的确不高，但至少是个机会。于是，犹豫一阵后我问对方，能不能让我先试试。这么一说，人家就把酬劳降到了75万，因为对他们来说，“试试”就意味着此事存在不确定性，而且要多花时间。但机不可失，我知道如果再讲下去，他们还会继续将75万降为50万的。按照合同，他们喊出一个价位时，只要对方喊出接受，他们就不可以再改变价格了。

就这样，我在好莱坞接拍了第一部以反派形象出现的电影。后来我渐渐意识到，真正的商业市场是很残酷的，好莱坞也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游戏规则，我既然走进了那里，就得按那里的规矩行事。

我一生都没试过镜，拍第一部电影时就演主角。可到了好莱坞，我就成了一个新人，拍片之前必须试镜。那个时候我已经很成熟了，我很清楚，不管自己以前有多红，现在到了新的环境里，可能根本没人知道我是谁。

我想起北方人常说的一句话，“要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我要抓住每一个机会，正确地面对自己，挑战自己。后来，我倒过来一想，就更加明白了。如果有一个印度大腕在印度红遍天下，我们中国人没听说过，那我们够不够胆请他来中国主演一个华语影片呢？如果他真的来了，我们是不是也得让他试试镜呢？换位思考之后，就觉得自己去试镜的事是很正常的。我一直都相信，外面没有敌人，不管社会多么复杂，真正的敌人和对手都是自己。所以，我要做的就是把握好每一个机会，勇敢地挑战自己。

不过，对我来说，比试镜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讲出最恰当的英文台词。记得我和梅尔·吉普森对过一场戏，当时我就像个小学生，跟背书一样把台词背得滚瓜烂熟，可开拍后人家又改了词儿。面对这种状况，我很紧张，还闹了不少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