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时候，我以为自己讲出的英文很清楚，可导演、搭档们还是会觉得声音不对或者语气不对。到后来，我每天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学语言，让每一句台词的声音、语气都符合电影场景、人物个性等，而不仅仅是像背课本一样记住它。

除此之外，我在美国拍戏的那段日子，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好莱坞需要的是铁人般的体魄，没有健壮的身体和“仙人掌”精神，我们是很难混下去的。

记得拍《宇宙追缉令》的时候，最辛苦的戏份就是“跑步”。有一晚，剧组在洛杉矶的城市中心封锁了20条街，直升机在头顶飞，我就在街上奔跑。但那场戏并不是一次就能通过的，我跑了一趟又一趟，跑到快要休克的时候，已经接近夜里12点。为了不影响居民休息，夜里12点之后直升机是被禁飞的，但导演想抓紧最后几分钟时间拍出更完美的镜头，于是提出“再来一遍”。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自己能像机器人一样有源源不断的能量，那该多好。

不过，这么多的挑战，也让我变得更加坚强，更加出色。回想在好莱坞闯荡的过程，有挣扎，有烦恼，也有喜悦。在那个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和经验，也拍出了不少好的影片，一些以母语出演而配上英文字幕的电影，仍然可以同时在2000家以上的影院上映，我觉得很知足，很开心。

2004年，三次与死亡擦肩而过

2004年的时候，我人生中的又一道坎出现了，那就是接受生死的考验。而且这一年里，我连续三次从死亡的边缘挣脱出来，不知道这算是幸，还是不幸。

第一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是我和家人在马尔代夫度假的时候。当时我们遭遇了印度洋海啸。海浪冲上来的时候，我们都懵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到发现不对劲，抱起孩子转身往岸上走时，海水已淹到膝盖上，再走两步就到腰上了。水一到腰，我们就走不动了，再坚持走两步已到胸口，而保姆已经在喝水。就那么一刹那，如果海水再高一点，一切可能都结束了。

其实，在那短短几十秒的时间里，我们并没有受到太大惊吓，因为根本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真正开始害怕是在第一次浪潮退下之后，有人告诉我们说两个小时后海啸还会再来。而等待第二次海浪的过程，非常考验人，也非常恐怖，就像在等待死亡。

在马尔代夫那样一个小岛上，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岛上陆地已经全部被水淹没，水最高的地方都已经淹过人的膝盖。我们酒店的房间里，冰箱都浸在水中。

后来，我想起以前拍灾难电影时的情景，就把那时的经验全用上了。我们把酒店里的人全组织到一起，然后第一个问题就是查有淡水吗？够用几天？酒店工作人员查点后，发现所有的淡水够我们这些人用5天，粮食也差不多够用5天。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集中在一起分水、分食物。

有经验的人说这种海啸过去以后，两个小时后还会再回来，那我们就要分救生衣了。那个时候，我真正体会到“地球是一家人”的概念，因为不是某一个人在做这些事，酒店里的200多人中有黑人、有白人，还有我们黄种人，大家不分国籍、宗教等，都很自觉地先把东西分给小孩、妇女。

当时，我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才1岁，讲什么她们都不太懂，只好给她们点吃的，尽量减少她们的紧张感。终于，在所有人的互相帮助与鼓励下，我们等来了卡塔尔王室派来的救援直升机。灾难过后，我很清楚对孩子的心理关怀有多重要，因为恐惧的阴影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我花了很长时间让孩子们慢慢适应水，让她们渐渐了解，水并不是那么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