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是否有工作、难易程度和舒适程度、工作时长以及报酬—最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活质量。从雇主的角度来说，劳动力市场的变动是双重的。一方面经济形势会影响到移民人数；另一方面，一些对季节波动敏感的行业，其雇佣情况也变动极大。这一点对于码头区来说尤其重要，相当一部分码头工人和造船工人都面临周期性失业。①与此相反，文员（尤其是在政府部门工作的13 000 人）的工作稳定程度较高。从工作环境来看，有极其恶劣的（锅炉清洗），有高危险的（铆焊），也有枯燥乏味的（图书管理）；而每周的工作时间从53 至82 小时不等。人们最关心的还是薪水。汉堡是德意志帝国所有城市中人均收入最高的，1913 年比平均水平高72 个百分点。然而，汉堡的总增长相对缓慢，同时外来移民的比例较高，其人均实际收入其实在下降。①不仅如此，其收入分配也与柏林一样差异悬殊，贫富差距毫无缩小的迹象。所得税统计数字显示，1871 年，83%的底层纳税人的收入占可征税收入总额的32%，而顶端的1.5%所占额度为29%。1916 年，前者所占的份额升至35%，而收入占总额29%的那部分人却减少至1%。从绝对数量来看，贫富差距的确扩大了。如果把货币购买力的变化计算在内，那么收入最低的5 类纳税人所占比例从49%升至83%；而顶端纳税人群体则由0.1%降至0.02%—虽然只有44 个人，但其收入都在500 000 马克以上，并以此为基数缴税，这些人包括斯洛曼和贝伦斯之类的公司的所有人，或像巴林一样杰出的公司董事。普通的自主经营的小商店主和手工匠的收入大约在5000 马克左右，其中商界精英的收入则占1%左右。公共部门的收入差距相对不太悬殊：高级公务员（一级）的年收入为9 768 马克，二级公务员或普通白领的收入为这一数字的40%，三级公务员为25%，而一般的州政府办事员则为20%。私营部门普通文员的工资则较低，从721 马克到2 700 马克不等。工人的收入更难统计。1895 年，码头工人的日薪约为2~4.2 马克；但由于季节性失业问题，2/3 以上的码头工人年薪不足500 马克，只有5%的人超过1 500 马克。烘焙、木工或管道工等行当中的熟手收入则好很多，并且是按日或按周计酬。②由于大多数船厂工人都是计件工作制，根据具体任务的性质领取酬金，所以援引他们的薪酬数据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船厂工人的工资等级体系非常复杂，再加上加班加点是常事，因此很难将这些数字转换为年收入。体力劳动者的平均年收入在战前约有1 800 马克；但一个顶尖的熟练工可以赚到近2 500 马克；而普通新手加上加班奖金也可以拿到2 170马克。③而在收入等级上端，也就是资产阶级内部，一般商店主、职员或小企业主之间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

然而，我们需要对这些统计数据加以扩充和限定。尽管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通货膨胀时代在1914 年以后才出现，但物价在战前就已经发生波动。在1874~1887 年，生活成本平均每年下降1.5%~1.7%，但在此之后，一直到1913 年，物价每年都上涨0.9%~1.5%，而汉堡物价则高于平均物价，在大萧条之前才有所下降。①对大多数人来说，食品开支占生活费的一大部分。普通人大约一半的工资都花在了高脂肪、低蛋白的饮食上，如黑麦面包、土豆、鱼肉和猪肉，配以加糖咖啡和啤酒。房租是第二项主要开支。对于那些收入在1 200 马克以下的人群，房租大约要占到1/5。这些都扣除后，他们的工资已所剩无几：在诺伊储蓄银行中，工人的储蓄账户仅占7%，他们通常只有一些最基本的财产。如果有存款、有财产就可称为资产阶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与其说社会差距体现在行业及其收入上，不如说体现在“赚取财富和继承财富”上。但即使在那些有产精英内部也有差距。近60 万人的总存款为3.9 亿马克，人均仅有600 多马克。相比之下，人均财产超过10 000 马克的仅有4 万人；②而这个城市的房地产—价值47.6 亿马克③—把持在20 000人手里，仅占总人口的2%。真正处于顶端的财富精英少之又少：1880 年，汉堡共有72 位百万富翁，其中仅有16 人拥有500 万马克以上的个人财富。战前汉堡最富裕的人为船主亨利? 斯洛曼，其身价据说有6 000 万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