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的分布情况也许是财富和收入差距最直观的体现。随着对贝格道夫和库克斯港等周边地区的开发，汉堡的地理面积扩大了，但人口密度仍在上升，战前的每公里人数接近1 500 人。在汉堡，有相当一部分家庭住在地下公寓，他们或者和其他家庭合租，或者再将房间分租给房客。但汉堡并非到处都拥挤不堪。1892 年年中，旧城区和新城区中心的街边住宿区爆发霍乱，人们不禁感叹“这根本不是欧洲”，到1913 年，这些地区的人口减少了一部分；附近圣格奥尔格和圣保利的贫民区依然破败不堪；新兴的工薪阶层则住在汉堡东边简陋的“出租棚房”里，与哈维斯特胡德和罗森巴姆的别墅区仿佛两个世界，这些别墅位于阿尔斯特湖西部，阿姆辛克家族、巴林家族、布洛姆家族、贝伦贝格– 戈斯勒家族都居住在那里，其居民仅占汉堡总人口的5%，但整个汉堡可征税收入的1/5 和所得税税票的1/3 都来自这两个别墅区。“西区”和“城市中心”两地居民的死亡率更凸显了“隔离”的重要性。由于贫民区的卫生条件恶劣，缺乏抵御疾病的资源，因此穷人死于结核病、伤寒和霍乱的概率比富人高得多。银行家的儿子阿比? 沃伯格体质虚弱，极易感染传染病，但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就在伤寒中活了下来，这本身就能说明一些问题。他的弟弟马克斯在1892 年霍乱肆虐时，每天仍然坚持在市中心工作17 个小时，他说自己“有种对霍乱免疫的感觉”。收入在5 万马克以上的人群，其死亡率为4.8‰，而那些收入少于1 000 马克的人死亡率则高达61.9‰，是前者的近13 倍。

这就是处于世纪之交汉堡的资产阶级社会—一个经济迅猛发展，物质分配不公的社会。许多讨论1918~1919 年革命的专著提到它必将会被穷苦的无产阶级所推翻，这都传达了这样的观点，但答案不得而知。资产阶级社会有其自身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这些观念即使无法将不平等的分配状况合理化，至少可以起到缓解作用。

家庭是凝聚社会的基础。大多数人都在20~30 岁成婚（女性往往结婚年龄更早），尽管离婚率已经开始上升（从1890~1894 年的4.7%升至1913 年的10.9%），但离婚人口的比例仍然很小（1910 年时占总人口的0.6%）。同样，虽然出生率也在下降，但得益于健康状况的改善，家庭的规模并未缩小。1910 年，42.5%的德国家庭有5 个以上的家庭成员；10.1%的家庭达到了8 个以上。以莫里茨? 沃伯格和夏洛特? 沃伯格为例，他们的7 个孩子中有6 个都活到了60 岁以上，这并非特例。大约在同一时期，阿尔布雷希特? 奥斯瓦尔德和妻子养育了6 个子女；而他们的上一代约翰内斯和埃米莉? 舒巴克则有12 个孩子，其中只有1 个孩子不幸夭折。在某个层面，家庭就是一个小经济单位，各个成员分工明确，丈夫外出工作，妻子照顾家庭，而孩子则为工作和结婚作准备。①在有产业的资产阶级内部，家庭的角色则更加复杂，它往往是公司的基础。资本的代际转移、家族的社会地位都要求对子女的教育和婚姻问题要慎之又慎。珀西? 施拉姆曾在1900 年回顾他显赫的社会背景：“一个人在家族内部的关系、父亲的公司名号、母亲的家世背景，这些是你一定要清楚的。”施拉姆家族与奥斯瓦尔德家族、鲁珀特家族、默克家族和阿姆辛克家族都有联姻关系，而阿姆辛克家族又与贝伦贝格– 戈斯勒家族、威林克和韦斯特法尔家族有关联。对一个资产阶级家庭来说，有效地划分兄弟之间的责任对于家族的成功至关重要。例如阿姆辛克家族就采取两分法的策略。每一代中都有一个儿子成为律师，其余全部从商。施拉姆家族和奥斯瓦尔德家族也有类似的区分模式，但布洛姆兄弟则全部投身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