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19 世纪末的汉堡时，近代历史学家往往会认为资产阶级在参议院、议会和商会中的势力难以撼动，他们团结一致应对挑战，堪称坚如磐石。在一些文献中，参议院甚至被描绘成汉堡工商界的行政部门，由“工商业社会的元老”把持；而议会是“调和不同资本集团利益冲突”的平台，商会则代表着“德国最联系紧密、井然有序的资本组织”。但是，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共同对抗社会主义的联合阵营，那我们就错了。事实上，工人阶级组织的兴起反而暴露了“市民阶层”内部经济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分化，催生了新“集团主义”或“集体主义”组织，他们不属于传统“社团主义”政体的范畴。

在这个过程中，造船商赫尔曼? 布洛姆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布洛姆坚信，只有“限制社会民主党人的数量，解雇活跃分子，才能有效地对抗”社会民主（即工人运动）。他组织汉堡雇主成立了反劳工联合会。1888 年，布洛姆成立了钢铁工业协会，以镇压各金属工人组织发起的罢工运动，通过闭厂停工、破坏罢工、黑名单和官方职业介绍机构来动摇劳工组织的地位，成了反罢工的典范。布洛姆取得了惊人的成绩，他在1890 年3 月成立了德国金属实业家联合会和汉堡– 阿尔托纳雇主协会，充分利用之前的胜利，通过大面积闭厂停工与社会民主党人的国际劳动节大罢工相抗衡，这种行动尚属首次。资方取得了压倒性胜利；数月之内，一些主要工会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成员；到1895 年，受霍乱传染病的影响，工会成员总数锐减至11 000 出头。资方利用活动余波扩大行动，组织建立“黄色工会”（“YellowUnions”），强制执行更严苛的工作制度，并且扩张协会阵营。1890 年，汉堡–阿尔托纳雇主协会所辖雇员约有50 000 名；到1913 年，该协会已有8 300多家会员公司，雇员达129 000 名。

“汉堡模式”的劳资关系有其特别之处：雇主努力统一步调，并经常采取对峙行动来遏制工会发展。正如一位公司发言人所称，汉堡的劳资双方就如同“两个交战国政府”，布洛姆及其同盟全面动员雇主加入战斗。然而，在德国其他地区推广汉堡模式却收效甚微。一方面，对抗策略对于重工业更集中的地区似乎并不妥当，因为那里的资方可以从内部有效地限制工会，也可以提供家长式企业的福利。另一方面，汉堡模式在落实过程中也暴露了自身缺陷。阻挠工会化进程的目标并未实现。1891 年，汉堡约有21 500 名工会成员；1900 年，这个数字为37 500；而在1913 年增长到了142 800—占汉堡就业人口的42%，而对于布洛姆所在的造船业和码头工作中，该比例升至70%以上。除此之外，汉堡当地还设立了全国性的中央委员会，同时有大规模的行业工会，如金属工人联盟、运输工人联盟等，这些都标志着工会组织的壮大。除了钢铁工业以外，其他行业的雇主很难顶住工会要求联合创办职业介绍所的压力；而“黄色工会”尚且势单力薄，不足为道。

汉堡模式的另一个弊端是造成了当权者内部的对抗。在汉堡– 阿尔托纳雇主协会于国际劳动节首次发起闭厂停工运动时，参议院愿意提供警力支持，但它很快就开始担心对峙会威胁公共秩序，于是驳回了雇主正式取消劳动节并设置罢工纠察队的请求。1896 年11 月，码头工人大罢工成了重大转折点。起初，参议院同意支持航运公司、镇压罢工，但16 500 名工人的加入导致局势全面升级，整个汉堡工商业陷入瘫痪，最终汉堡市内爆发了连续两天的动乱，雇主协会和当局产生严重分歧，前者希望“给予社会民主致命打击”，而后者试图调解双方矛盾。这意味着汉堡的劳资对抗将会有所缓和。在这场长达3 个月的罢工中，资方最终得胜，近500 名罢工者惨遭迫害，然而，参议院对码头的工作环境进行了调查，资方也向工人作出了一定让步，为日后码头区进行有控制的集体谈判开辟了道路。此外，1900 年的船厂罢工和1906 年的船坞停工都无疾而终，在此之后，劳资双方也由对抗开始转向集体主义。1907 年，金属工人联盟和金属实业家联合会首次举行集体谈判，谈判结果是一周的劳动时间由60 小时缩减为56 小时；在1910 年的大罢工中，布洛姆企图再次以闭厂停工为谈判筹码，但最终还是资方妥协。然而，这些现象并不能说明在早期的魏玛共和国和近代劳工运动史上，汉堡彻底转向了“集团主义”。工会组织日渐集中化，很难对这些流动性强、稳定性差的劳动大军进行管理，基层对于中央委员会的协商政策也大失所望，于是形势在1913 年7 月急转直下，14 000 名船厂工人举行了反对金属工人联盟领导的抗议活动。在1910~1913 年有记载的799 次薪资纠纷中，至少有212 次都引发了罢工，罢工人数超过50 000 人。战前汉堡劳工的主要成就是工作时间缩短，名义工资增加，其推动力则是劳资双方的斗争，而不是集团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