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议院在劳资纠纷中试图保持中立，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汉堡资产阶级内部的利益冲突。即使在工商界内部，很多企业并不像大实业家布洛姆那样热衷于劳资对抗，而商会的组织结构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差异，因为和工业企业相比，商会对商业机构的影响更大。1914 年，商会的24 名成员中有18 名从事商业贸易，还有4 位银行家、1 名船主和1 名工厂主。1900 年，布洛姆试图在商会内部创立工业委员会，但他和巴林显然更倾向于通过19 世纪80 年代新兴的行业和雇主协会采取行动。从现有的代表组织中分离出去的不只是造船业。1903 年，约200 家贸易公司创建了独立的汉堡出口商协会，在战前的10 年内，类似的协会激增，东亚联合会就是其中之一，和贸易政策相比，该组织对劳资关系更为关注。同样，虽然布洛姆试图把33 个行会纳入他的雇主组织之下，但以“手工业商会”为例，它倡议的劳工政策在很多方面都不符合造船者的利益，更不用说面包店主和啤酒商了—他们要同时应对消费者的抵制和工人罢工。同样，代表不动产所有者利益的协会不一定符合“流动资本”所有者的利益，例如艾米斯巴特勒大街的居民就反对雇主把职业介绍所搬到那里，因为失业者排起的长队会影响那里的房价。令工业家忧心忡忡的是工会的发展壮大，而其他资产阶级团体却有不同的担心，例如合作社的出现，以及汉堡劳工“三大支柱”中的第二大组织—消费者运动组织。合作社的前身是成立于1899 年的 “生产合作社”，其内容涉及消费、建筑和储蓄，以合作互助的方式提供便宜的住房和食物。合作社吸引了约70 000 名会员和73 家店铺，其交易额至1913 年已累积到2 100 万马克，但它却受到了汉堡很多店主的敌视。另一方面，代表店主利益的商会于1904年成立，但它对大资本家的百货公司采取同样的敌对态度。正如很多白领雇员自发形成了类似工会（但反社会主义）的协会，如商业职员协会和德国国家商业雇员协会一样，小商店主也把自己视为中产阶级的一部分，既不同于资本家，也不是劳工。

社会民主党是第三大劳工组织，也是最政治化的，它的兴起所引发的不同反应凸显了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用倍倍尔的话来说，他的出生地是“德国社会主义的首都”：早期工人教育运动和拉萨尔社会主义的中心，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那里是社会民主党的大本营，3 个国会议席重归社会民主党。既然选举成功，汉堡社会民主党的首要目标自然是对其在市议会选举中有限的权力进行改革。1896 年，为使议会席位减半，原本基于自愿行使公民权的选举现在被设了道门槛，要求年收入最低为1 200 马克。然而，随着名义工资自19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不断上涨，这道门槛渐渐失去了作用。1894 年，21%有资格参与国会选举投票的人也能够在市议会选举中投票；到1904 年，这一比例升至29%，而在1905 年，38%的人参与了“大选”投票，选出了12 名社会民主党代表。这个逐渐民主化的过程可能会在汉堡市民阶层中引发一致的反应，也标志着通货膨胀可以让工人获益。然而，限制选举权只能暴露更多分歧。首先，尽管汉堡社会民主党的68 000 名成员绝大多数都是男性工人，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以公司雇员或手工业者为主的中产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其次，参议院在选举权问题上也有意见分歧，一些议员希望逐渐消除房地产所有者的特权，他们在152 个总席位中占了40 个，并且反对1906 年作出的把选举权进一步划分为两三个等级的决定（与普鲁士王国的三级选举权制相似）。1906 年的确发生了“剥夺选举权”事件，与年收入1 200~2 500马克的人（约49 000 选民）相比，那些年收入在2 500 马克以上的人（约28 000 选民）选出的议员要多两倍，但这并不能阻止社会民主党前进的步伐。到1913 年，社会民主党共有议员20 名，个体企业主议员的数量锐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