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产阶级在选举权问题上的分歧，与社会民主党崛起对汉堡传统政体构成的挑战密不可分。 社会民主党不仅代表了更民主的政治代议体制，它还提出了扩展市政府职能的议案，尤其是在公共健康、教育和福利保障领域。这种“改革主义”势头在汉堡尤为强劲。奥托? 斯托尔滕向市议会保证，他的政党并不希望“把汉堡变成社会主义的阵地”（为消除敌意，他还说“我们社会民主党人不是疯子”）；但是他们的确希望为汉堡这个守夜人政体正名，说明汉堡并非霍乱传染病源头。为表诚意，在传染病肆虐期间，社会民主党主动帮助当局政府分发小册子，并暂停公众会议。在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尤其是产权所有者和航运公司）不太配合的时期，社会民主党的这些举动的确给当局留下了一些印象。正如威廉? 李卜克内西所言：“在参议院看来，社会民主党人不再是一帮完全没有合作余地的共谋者和革命派，而是可以拉拢的合作对象。”这种合作并不固定，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是资产阶级观察员注意到，尽管社会民主党“尊敬的”领导层作出了种种承诺，但其成员的“粗鲁”行为却与这些承诺不符。除此之外，在19 世纪90 年代的危机过后，参议院采取了种种政策使汉堡更加现代化，但这不一定与社会民主党的理想相吻合。为清除贫民窟，20 000 居民从市中心的“陋巷区”被“转移”到为工人阶级新开辟的郊区，码头区雇主们对这种“社会管制”（还包括把警察队伍普鲁士化）颇为满意。另一方面，这些措施针对的是工人阶级，恰巧是社会民主党急于与之脱离关系的群体；参议院的其他政策—拓展教育和健康事业、使劳动仲裁更加公平，以及改善城市公共交通—在该党派看来仅仅是一种进步。更令人惊讶的是，要落实这些政策就必须增加预算，而其融资方式却非常激进。财政预算到1913 年增至约2.3 亿马克（其中有22%用于“社会”补助），为了给新增庞大开支融资，汉堡政府开始增加直接税收和政府贷款：1913 年，汉堡的总财政收入中有60%来源于直接税收，而其负债由1903 年的4.81 亿马克增至“一战”前夕的8.42 亿马克。这种趋势意味着社会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逐渐趋于一致，市政府内部就存在这样的看法—这个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到1914 年已有14 000 人。

在经济领域，对于社会民主党的发展，资产阶级内部的政治反应迥异，选举权“掠夺”事件发生后，反对这一举措的左翼自由人士成立了联合自由党，该组织在劳工问题、教育改革和提高福利保障方面创建的公平项目反映了弗里德里克? 瑙曼的观点，即通过“正面”同化，工人是可以从社会民主阵营中被拉拢过来的。联合自由党绝不属于激进派，例如它反对妇女参加选举，支持逐渐向全男性选举过渡。然而，很多工商界人士对该组织在社会民主问题上的安抚态度非常不满，1907 年成立的汉堡反社会民主联盟证实了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对抗的确存在。此外，19 世纪90 年代兴起了类似“反犹太人参与选举协会”和“德国社会改革党”等组织，但唯独没有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阵线。反犹太组织谴责“外来犹太人造成了资产阶级的分裂”，但他们把犹太人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影响排在首位，认为他们在参议院、市议会甚至宫廷里都有重要影响力。这场运动的领导人包括汉堡– 阿尔托纳雇主协会以及德国国家商业雇员协会的官员，在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看来，这些组织会与他们竞争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选票。可以说，用阶级论来分析汉堡的城市政体有一定局限性，这一点透过反犹太组织在世纪之交取得的短暂政治胜利就可见一斑。

1890 年后，汉堡传统的集团政体面临的压力不断增加，首要原因是该城市新工作场所和居民区内工人组织的发展。汉堡资产阶级的不同派别非但没有联合对抗这些组织，而且内部还出现了矛盾和冲突。雇主协会、小资产阶级“保护”组织、进步的左派自由党、反社会党人的保守主义以及反犹太运动等开始兴起，不仅证明了汉堡资产阶级的政治分裂，而且暗示着传统的城市政体已经落后于时代。由马丁? 哈勒于1886~1897 年建成的市政大楼毗邻汉堡商会和证券交易所，这座雄伟的建筑是参议院和市议会所在地，旨在向世界宣告旧制度的完善和生命力。然而，正如很多这一时期的公共建筑一样，这种自我陶醉式的历史建筑恰恰反映了一种不安全感。截至1914年，其他类似的“汉堡建筑”也拔地而起。财政、邮政和司法部门的办公大楼坐落在霍尔斯滕门和达姆门之间的“环形地带”，象征着市行政机构的重要性在不断增加。汉堡– 美洲公司的新古典建筑巍然耸立在内阿尔斯特湖两岸，在它的后面，则是M?M? 沃伯格位于费迪南德大街上佛罗伦萨风格的办公楼，这些建筑体现了汉堡强大的商业和金融实力；而无论是博隆福斯船厂在Steinwerder 码头的巨型起重机，还是奥藤森的门克和汉布洛克公司（Menck and Hambrock）的大烟囱，都体现了汉堡工业的发达。最后，位于Besenbinderhof 的工会大厦和旁边的消费者协会办公楼看上去似乎证明劳工组织也取得了相当的地位。与其说这些建筑体现了阶级差异，不如说它们见证了一个新官僚阶层的出现，即公务员、经理和工会官员，他们宣称代表政府、资产所有者和劳工的利益，但实际上却是在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