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上的匮乏和物资短缺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德国最终在西线战役上失利的原因。但是，也有国家在比1918 年的德国艰难得多的环境下继续战斗，比如苏联在经历了致命军事打击和1941~1942 年的经济崩溃后，仍然能继续战斗。此外，物资供给因素也无法解释德意志帝国为什么负隅顽抗，直到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全面溃败。1917 年，处境好于德国的国家都在试图进行和平谈判，不愿承担最终战败的风险。德国却既没有发起全面战争所需的内部凝聚力，也缺乏站在相对有力的立场上进行协商的外交智慧。因此，德国的溃败既有政治因素，也有物质因素。它反映的不是供给危机，而是缺少合理性。

德国总参谋部认为发动战争的必要性在于，要抢在德国的战略地位恶化之前采取行动，并计划发动闪电战，主要目标是阻止俄国完成军备项目。然而，由于英国加以干预，小毛奇的施利芬计划失败以及奥匈帝国在东线受到压制，导致战事陷入胶着状态，直到1916 年的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会战把战争推向高潮。由于三国协约具有明显的经济优势，德国政府的合理做法应该是协商和解，或者至少在力量平衡上作一些外交调整，从而增加战胜的机会。然而，战争拖延的时间越长，损失也就越大，对最终的回报就有更高的期待。制定战争目标起初是通过协商来进行，但很快就升级为涉及经济利益、意识形态、国内政治和大战略的公共辩论。德国人不仅对他们的战争目标各持己见，而且在获胜的概率上也有分歧，甚至在通过什么政治途径达到战争或和平这种关键问题上也是如此。

贝特曼·霍尔韦格在9 月份提出了一个计划，即把法国和比利时的富矿区连接起来，形成中欧关税同盟（Central European Customs Union），从此经济利益成了有关战争目标的争辩焦点之一。1915 年5 月，6 个主要的经济协会就战争目标递交了请愿书，但汉萨同盟的退出暴露了这个联合阵营内部的分歧。的确，比起商业集团和工人的和解协议，商业利益集团内部更容易瓦解。汉堡有一些人士赞成合并整个或部分比利时的领土，例如鲁道夫·克拉泽曼和理查德·克罗格曼；但绝大多数汉堡商人都和巴林的观点一样，认为“不合并”才是正道，因为“英国不可能把比利时让给我们”。收获最多是“经济和军事上的互相依赖……尤其是对于港口”，这里的港口主要就是指安特卫普，其市政府由几位汉堡参议员代为管理。同样，由巴林和沃伯格掌舵的商会大声反对汉堡在中欧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与中欧的贸易对德国来说并没有那么重要。对汉堡来说，更有吸引力的前景则是争取殖民地，并且商会内部花费了大量精力讨论，列出了一旦获胜后可能从法国或英国那里得到的殖民地清单。然而，即使是这方面的意见也不统一，一些大商行对德国在非洲和亚洲殖民地的相对优势也存在纷争。

在某种程度上，商业界对战争目标的激烈分歧反映出经济利益相关方的冲突。巴林和沃伯格对于合并反应冷淡，他们倾向于支持议和，显然，他们关注的是越洋贸易持续中断对其业务造成的影响。相比之下，赫尔曼·布洛姆到1917 年开始坚定支持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最高统治，并坚决战斗到底，他也许关注的是统帅关于打造大型德国潜艇舰队的承诺。然而从整体来看，在决定辩论立场的问题上，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也许比经济利益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泛日耳曼同盟谴责商会反对与比利时的合并时，它谴责汉堡在反对关税同盟问题上一再犯独立主义的错误：“这不是汉堡第一次在大日耳曼前进路上充当绊脚石了。”马克斯·沃伯格也在1916 年表示支持德国在巴尔干地区的拉脱维亚和库尔兰建立“殖民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