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堡，高喊各种政治、经济口号的和平主义游行诞生于1916 年8 月，在1917 年末达到高峰。当局最初逮捕了一些极端分子，但与此同时，受全国运动的启发，参议院和市议会中的自由派也不得不考虑对汉堡的选举权进行改革，从而“安抚收入较低的那部分人口，支持他们温和的领导人发挥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联合自由党和右翼人士（实际上是汉堡市议会中的国家自由党人士）都拒绝彻底的民主化，其理由则是在像汉堡这样高度城市化的联邦州，保持社团主义在文化和资产上的某种特权是必要的：两者都希望维持贵族阶层的特殊代表权，在必要时可以牺牲地产所有者的特权。但即使这样，仍然有人不能接受。克罗格曼和马克斯·冯·申克尔对于是否支持卡普于1917 年夏向他们提出的祖国党事宜一直犹豫不决；然而，随着选举权问题的开放迫使保守党不得不采取行动了。7 月汉堡保守联盟成立；10月，祖国党的汉堡分支成立，到1918 年已吸纳10 000 名党员。

由于马克斯·沃伯格支持议和，也赞成一定程度的宪法改革，这让他不可避免地成了右翼的攻击目标，这种敌对的表现形式就是反犹主义。1917年12 月，沃伯格在参议院选举中胜出；但令他备感惊讶和失望的是，在市议会选举中他落败了，媒体将其解读为反犹主义。这种屈辱无疑是在嘲弄满腔爱国情怀的沃伯格。由于沃伯格在经济上功勋卓著，1916 年8 月，他被授予铁十字勋章。在军队服役的2 900 名汉堡犹太人中，就有他的儿子埃里克和搭档卡尔·梅尔希奥。1917 年4 月之后，他被迫中断和他在美国的所有兄弟的联系。但一些观点坚持认为，他重视自己的国际关系网—经济、家庭和种族上的联系，胜过对国家的忠诚。沃伯格家族的经历清楚地展示了战争给那些都会精英们带来的压力，这些人会发现，在1914 年之前，要寻找国家利益和国际利益之间的平衡点会相对容易些。保罗·沃伯格也因为他的“国外关系”在美国遭遇过类似的对抗情绪。尽管保罗在1910 年成为了美国公民，为美国的货币改革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协助成立了“自由贷款”组织（Liberty Loan），但公众抗议，理由不外乎他是在德国出生的美籍公民，有一些在德国公众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近亲，所以不应该在美国事务上被给予极大的信任，担任要职。虽然保罗认为威尔逊总统背叛了自己；但不可否认，他无法全心全意忠诚于某个对象。保罗反对美国参战，为德国的潜艇战辩护，坚称德国在1917 年8 月已经“摆脱封建制度”，“实现了民主化”，还尝试着阻挠儿子加入美国海军航空队。同样，战争也迫使沃伯格家族重新审视他们对犹太教的态度。“一战”期间，犹太人被大规模地从东欧驱逐到德国，这促使马克斯·沃伯格和费利克斯·沃伯格去调查并改善犹太人在波兰的境遇；正如《贝尔福宣言》中的巴勒斯坦问题使马克斯·沃伯格调整了他对锡安主义的反对态度。

虽然沃伯格意识到“重工业和泛日耳曼人”是导致战火不断的“主要煽动者”，但他也知道，这些人的驱动力并非“可以立即实现的物质动机”，相反，他们“用渴望征服的理由说服自己”。沃伯格在商会的同事—商人弗朗茨·维特赫夫特还指责了帝国议会中的国家自由党：“他们沉醉于自己在议会上发表的那些浮夸言论，迫不及待地投身民族主义运动浪潮，却不奉行现实政治的原则。”然而，明确阐明在政治上采取正当的中间立场绝非易事，沃伯格等人于1916 年9 月拟定的“汉堡市民权利”草案就证明了这一点。与之前的版本相比，新版本抛弃了“与社会民主斗争”的字眼，因为“这在当前形势下是不可能的”；也抛开了少数派对于“推行一边倒的立场，保护某个阶级的利益”惯有的谴责。新草案的提法是把“促进汉堡的贸易和航运业”作为“特殊目标”：

有人强调，我们少数派应该立足于健全的汉堡保守主义。但是，为了防止人们误以为少数派与两个德意志保守党持相同观点，草案中没有出现“保守”一词。经过激烈论战，委员会决定在起草时完全不提及“自由”或“保守”等词。然而，这份提案丝毫不会让人怀疑少数派的一贯立场，那就是对于这两派合理的核心观点都给予支持。

这种没有政治色彩的措辞一直是战前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特点；但战争却导致汉堡市民阶层中出现了裂隙，需要重新进行修补。现实是沃伯格想通过和谈结束战争，但他也必须承认，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改革德国内部的某些方面，至少加强德意志帝国首相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削弱重工业游说集团的势力。这些观点使他在1917 年7 月加入了支持麦克斯亲王成为首相的阵营；但是，当多数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雷德里希·艾伯特于1918 年6 月访问汉堡时，持上述观点的沃伯格很快就与其达成共识。于是，中间派不可避免地开始向左派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