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不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是莫斯科中山大学。2010年，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创办85周年、停办80周年。创立于1925年的莫斯科中山大学，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结果。是年，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为纪念孙中山和为中国培养从事国民革命的人才，共产国际和苏联决定成立莫斯科中山大学。彼时，中国国内的大背景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广州，有了黄埔军校培养军事人才，能有一所与苏联联手的培养政治人才的大学自然是好。在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的倡导下，莫斯科中山大学于1925年9月成立，招收对象是国共两党的党团员，学制两年，第一期学员有600多人。

国共两党有大批著名领导人曾经就读于该校。查《辞海》第六版彩图本“莫斯科中山大学”条，在很简洁的介绍中，列举了国共两党5个知名人士的名字：张闻天、王稼祥、邓小平、谷正纲、蒋经国。邓小平是在五年半留法勤工俭学之后转过来的，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只待了一年，因国内需要而回国了；他在中山大学时所撰的自传中说：“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见《邓小平自述》一书第26页，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1月版）邓小平与蒋经国虽然不在同一个班，但同在一个共青团小组。在同学中，蒋经国年纪最小，那时才刚满15岁。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学员纷纷被召回国，而蒋经国一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才回来。

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来出了个著名的、带有贬义色彩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称呼，作为二十八个中一个的盛忠亮（盛岳），变节移居美国后写下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一书，列出了名单，其中有多少大名鼎鼎的人物：张闻天（洛甫）、陈昌浩、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何克全（凯丰）、王稼祥、杨尚昆……（见该书第222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1月版）此外，还有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赵一曼、左权等都曾经是该校学生。蒋经国说过，乌兰夫曾是他的同桌。

然而，世所不知的是，莫斯科中山大学还有大量的学生湮没于历史的现实与现实的历史中。原本，在生活上，学生们的待遇很好，莫斯科中山大学所有经费都是政府负担，学员不仅吃穿住全免费，而且还有达到富农收入水平的高标准津贴。但他们很快就被裹挟到路线、派别的斗争和联共（布）残酷的“清党”洪流中，很多人完全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或自杀，或被杀，或流放到西伯利亚，或遣送回国，或送至工厂去做苦工，或开除党籍团籍……他们成了苏联上百万被“清党”者命运的缩影。

“清党”的高潮发生在1929年，斯大林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清党”行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那次清党运动，有点像瘟疫一样，任何人都有被传染的危险；即使平日自信是斯大林嫡系党员，到了这时，也不免要发生危惧。”（见该书下册第104页，东方出版社2004年3月版）“清党”涉及全国每个角落，被“清”掉上百万人，莫斯科中山大学一点都不是世外桃源，不仅无法幸免，而且成了一个重灾区。凤凰卫视不久前曾播出了《红色风潮——莫斯科中山大学往事》系列片，主持人陈晓楠神情沉重地说：“由于苏联格别乌（克格勃的前身）档案至今没有解密，所以在这一次清党当中，到底有多少学生被苏联格别乌逮捕、处决，今天仍然是个谜。在一些幸存者的回忆录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在异国他乡处境悲惨，有的被长期监禁，有的在狱中被折磨致死，还有人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其中一位叫王一的女学生，在西伯利亚呆了二十五年之后，才回到祖国。大量的中国学生在清党当中客死异乡或者下落不明，最后能够历尽劫难回到祖国的，目前统计的数字只有十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