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我朋友告诉我大同到了的时候，我正在翻腾老报纸资料，发现当年有这么一段通讯：“8月20日以来，首都‘红卫兵’纷纷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到处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进攻。一些带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色彩的商店字号，在他们的宣传、帮助下，已经更换为具有革命意义的名称。他们向各学校师生倡议，迅速改掉一些毫无政治意义的学校名称。他们还向广大服务行业的革命职工倡议，绝不再给某些顾客理怪发、做奇装异服、出售和出租黄色书刊。他们要把北京彻底改造成为一个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革命化的北京……”这一系列混蛋勾当，我都参与过，现在想起来，宛如梦魇一般，不知同样参与过这些的人，还记不记得自己曾经也混蛋过，会不会时常反省反省？

“如果你不提醒我这是大同，我绝对会把它当作平顶山或连云港。”我透过车窗眺望着外边说。我朋友说：“眼下所有的城市布局都一样，一色的高楼大厦，越来越不讲究地方特色了。”车里的空调开得过大，有点儿冷，我不得不披上一件袄。“怎么样，下去走走？”我朋友问我。我说：“开车转一转就可以了。”我朋友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狡黠的笑意：“老弟，你要不从记忆中赶紧拔出腿来，恐怕你一辈子都快乐不起来，郁闷到死。”说得倒轻巧，我难道不想忘掉过去所有的不愉快吗？可是，历经了那么多的事，甚至还断送了一条性命，怎么说忘就能忘了呢？我朋友下车在道边小铺买了一盒烟，我闭着眼假寐，一会儿，我朋友将车窗摇了一条缝隙，点上烟，抽了两口，突然把烟掐灭了，骂了一句：“他娘的，假的。”

“活该，”我幸灾乐祸地调侃他一句，“这是报应，谁叫你总在我耳朵边上煽风点火的。”我朋友嘿嘿地笑起来，表情生动。我虽然年纪一大把了，朋友却不很多，如果有当年那些一起大串联的战友陪我出行，我自然不会叫上他。不知为什么，大串联回来，我们这些休戚与共生死相依的伙伴，就谁都不理谁了，即便是巧遇上，也都敷衍一下，从不提起过去的往事，能回避就尽量回避。我自己更不曾跟谁去唠叨这些。我宁愿躺在被窝里，把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的那些古董名著找出来，一本一本地读，连到多年来到地坛散步的习惯都省略掉了。我朋友似乎不甘寂寞，大概见我一脸的心猿意马，就问：“还是一个人独守空房呢？”我信口应了一声：“不许吗？”我朋友的车开得很慢很慢，仿佛是在走，或者比走都显得慢半拍，他说：“你也真够可怜的，都半截子入土了，竟连个老伴都没有……”我说：“我愿意。”事实上，那种充溢在心底的不安分的憧憬，至今我也挥之不去，只是我不想说。

我还有一颗不死的心。

我何尝不想爱上一个人，将她捧在手里怕碎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并跟她居家过日子。可是，每到怦然心动时，脑袋里的警报器就鸣响起来，本来沸腾了的心海即刻变成一眼枯井，不见一丝波澜。我的问题不是对女人有什么敌意，而是缺乏足够的信任，总疑心重重。“你是不是心里已经有人了？”一个我新近结识的眼睛会笑的女人曾问过我。我将脖子缩在夹克衫里，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因为脑子里乱成一片。

我朋友问我：“你究竟心仪什么样的女人，老哥给你介绍介绍。”我知道我的朋友就是刚刚娶了一个比他小二十多岁的女孩，总喜欢穿个吊带，透着亮。我朋友说这是时尚。

我三十岁之前心仪的女人，都是比我大很多的半老徐娘，而且是风韵犹存的那种，到三十岁以后心仪的女人，就又是比我小很多的花季少女，越清纯得一塌糊涂越好，没办法，我就是愿意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似乎已成为我的固有思维定式了。

不过，心仪归心仪，真正叫我从中领略生命的却一个也没有。有一点可以肯定，假如我没有那次大串联，我现在可能也跟我朋友一样，娶妻生子，买房置地，赶上黄金周什么的还去什么地方旅旅游。老了，就打打太极拳，跳跳交际舞，或开车到水库钓钓鱼。恰恰是我十七岁的那次出行，叫我知道了人的内心深处蕴涵着那么多深不可测的黑暗层面，几乎想都想不到……这一发现，居然影响了我的一生。

一路走马观花，出了大同，我朋友问我下一个目标是哪儿，我告诉他怀仁方向。我朋友迟疑了片刻说：“出了山西，我就不能再送你了。”我问：“家里有急事？”他似乎不知怎么应对才好，有点儿难为情地说：“也不是，就因为老婆一个人在家，不大放心。”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这是所有老夫少妻的通病。

不管怎样，我还是很感谢我朋友，幸而他陪我走了一程，不致使我太郁闷，尤其是天空一片阴霾的时候。我朋友问我下边的行程是不是准备独往独来了？事情来得突然，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想，随口说：“实在不行，我就麻烦扬子跟我就伴。”他很热心，非要替我打电话，通知对方。扬子他们单位早就破产，他闲好几年了，顺便出来也可以散散心。

一个电话，就这么说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