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个家族闯关东的故事里有一句话：太奶奶在火车上给家里的四个孩子每人做了一双棉鞋。那个女人带着一堆孩子和行李，数量和重量都超过了我们今天的想象，去投奔早前过去的家里的男人。从济南上火车到关外，得换三四次车，坐近十多天。女人上车拿了备好的料，在疲惫和紧张的转车之后，上车就纳鞋底上鞋帮，在可能的每一分钟里穿针引线，忙碌不止。那时车慢，那时的女人习惯于熬夜是因为一定得熬夜，因为如果不熬夜，会是孩子没有衣服穿，所以就让用词优雅的“女红”带了一种拼命的姿态。当现实捉襟见肘，日子里永远有一种对基本生活物品的迫切需求时，对情调类的精神产品的需求会下降，甚至近于零。在坐火车这可能的时间和空间里，对生活产品的制作当然不能停止。

暖室效应的名称还没有出现时，东北的寒冷是那些来自海边的孩子不能想到的，在白山黑水间，其实就是在彻骨的寒冷中。但要是下火车时有一双棉鞋穿了，穿新鞋的孩子是幸福的，做鞋的妈妈也是幸福的。

从空间上看，不是所有的女红均适宜在火车上进行，纳鞋底做鞋子是适合的。生活向前发展，车上的女红会跟着变化，刚开始是家做鞋子，慢慢地开始买鞋子了，车上纳鞋底的人就少了，但是鞋垫还是手工做的，所以车上还会是看到有人在纳鞋底。

五十年代中国有一个婚姻动荡期。一个大嫂也成为其中一员：一直在外当兵的丈夫不再回家，后来写信说要离婚。这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挎着篮子出门寻夫。坐在火车上，她拼命地做鞋垫，一刻不停息。终于找到丈夫所在的军营，在门口，见到哨兵先递上一双鞋垫，说我是谁谁的老婆，嫂子远道来，路上做的，送给你。见到上级领导，则说家里太穷，送上一双鞋垫，是一点心意。乡村的女子本来就话少，肯定也没有见过世面，所以给人的印象就是少言、老实，许多话只在一双鞋垫里。小小的一个连队，几乎人人都拿到了一双，都知道这是谁谁的老婆。走的时候，丈夫不提离婚了。再后来，女子做了随军家属，随着孩子到来，生活归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