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层在过去从未遇到过这种状况，即一方面对经济的管理处于被动状态，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另一方面在应对这种突发状况的时候缺乏统一而有效的行政程序。这是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但即使意识到问题所在，凭这群权贵们的水平也铁定只有惊慌失措的份儿。惶恐之余，这群傻帽儿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增加贸易上的税收。由此可见，称这群人是傻帽并不为过。

接下来是这段故事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当贸易税收大幅增加之后，小农经济自由散漫的特性便很快对经济产生了影响。站在商人的立场，同样的商品，一个月前卖1索里都斯，自己可以赚0.2索里都斯，可一个月后由于税负的突然暴增加上从未止步的通胀，就只能赚到0.05索里都斯了。这样一来，商人们将难以维持生计，因此主要商品的价格在短时间内大幅上涨，这就意味着货币的购买力相对下降，没过几天好日子的老百姓又再次陷入了经济恐慌中。

货币是经济天平的砝码，它总喜欢充当经济危机的马前卒，但同时亦常常扮演所谓“最后一根稻草”的角色。在沉重的赋税之下，商人们哄抬物价，相对的，老百姓手里的钱便越来越不值钱了。这时候，来自东方的商人带着大量的货物到达地中海，他们中间比较聪明的家伙发现，这个地方通货膨胀非常严重，如果用同样的商品，在这里能够交易到更多的金币，回去之后再将金币融解重新铸造，那将会是相当大的一笔财富。于是，这些家伙开始廉价（相对拜占庭本土物价）抛售各类商品，一时间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买卖双方都认为自己占了大便宜。这种贸易热潮很快就蔓延至君士坦丁堡，统治层研究之后认为这是件好事情，一定程度上有效挽救了经济局面，并且那些来自东方的奢侈品亦令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权贵们纷纷掏腰包大量收购丝绸、瓷器、马尾琴等奢侈品，宫廷里一时间添了许多类似于蛐蛐罐儿的物件。

当时印度人的卫生意识不强，从以下事件中就足以得到印证。公元541年，一艘由印度驶来的商船到达埃及（这里指古埃及），船上载满了各色新奇的货物。这些商人来自遥远的东方，他们听闻去过的人讲，如果在君士坦丁堡做生意，就可以赚到最多的钱，于是他们不远万里来到此处，希望能顺利将最值钱的东西运到君士坦丁堡。可谁也不曾想到的是，这艘商船在运载了大量商品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群不速之客。按照现在的研究，这群不速之客应该叫做鼠疫。它们在埃及攻城略地之后，一路向北，随着尼罗河开赴到地中海，最终到达君士坦丁堡，而拜占庭的权贵们还在殷勤期待着来自遥远东方的稀世珍宝，所谓乐极生悲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