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地，许多德国政府官员也不明白这一点：个人的收入和国家的收入都是来源于他人或他国的消费。这些官员指出，德国从20 世纪90 年代末至今经济的好转是其他人效仿的典范。德国经济好转的关键是将贸易逆差扭转为贸易顺差，也就是从购买国外的商品比销往国外的商品多，转为销往国外的商品比购买国外的商品多。但正是因为其他国家（主要是南欧）相应地深陷贸易逆差，德国的贸易顺差得以实现。现在我们都身处困境，我们没办法实现贸易顺差。然而德国人似乎看不透这一点，也许是他们不愿看透。

婴儿看护合作社由于其简明的运作机制和小巧的规模，使它拥有一个和世界经济相同的不明显却重要的特征，因此它可以作为一些重要经济理念的“概念验证”。那么我们从中至少可以学到三点。

第一点是，整体的需求不足具有现实可能性。当持有票券少的夫妇决定取消外出停止使用票券的时候，并没有促使合作社其他成员增加消费以自动抵消票券流通量的减少，照顾婴儿的机会减少反而使每个人都减少了消费。布赖恩·理德尔等人的关于“支出总是和收入相等”的观点是正确的：在某一周里，挣得的票券数量总是和支出的票券数量相等。这不意味着人们总是会充分利用经济体的生产能力而有足够的消费，相反，它意味着闲置的生产能力使收入降低到和消费同一水平。

第二点是，“发动机的难题”，即协作失败而非生产能力不足确实能导致经济不景气。合作社陷入困境并非由于合作社成员照顾小孩不力，不是高额的税收或者过于慷慨的政府救济使他们不愿做代人照顾小孩的工作，也不是他们在为过剩的局面埋单。它陷入困境的原因看起来似乎不值一提：票券的供应量太少，这造成了凯恩斯所说的一个“巨大的泥潭”，在这个泥潭里，每个成员作为个体都想多攒一点儿票券，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实际上是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的。

这是一个重要的论点。全球经济体（一个约是婴儿看护合作社的4 000万倍大的经济体）当前面临的危机在特征上和合作社出现的问题有异曲同工之妙，尽管两者在规模上大相径庭。总体上，全世界的民众都试图买少于生产能力的东西，支出小于收入。这对于个体来说是可以实现的，但对于全世界则行不通。这样做的后果是，每个人都要承担经济被破坏的恶果。

容我再赘言几句，作为接下来长篇大论的解释的简短预告。如果我们回顾危机前夕的全球状况，也就是2005~2007 年，可以看到人们很乐意借钱给他人，这些人也很高兴地花着借来的钱。美国的企业把它们多余的现金借给投资银行，这些钱被用于提供住房贷款；德国的银行把过剩的现金借给西班牙的银行，这些钱也同样用于提供住房贷款。一些贷款用于购买新房屋，所以这些资金最终被用在建设上；一些贷款以房屋净值作为二次抵押，用于购买消费品。因为“你的支出就是我的收入”，所以当时销售充足，工作也相对容易找。然而好景不长，贷款人放贷时越来越小心谨慎，借款人不得不大大缩减他们的消费。于是问题出现了：没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填补消费空缺。突然之间，全球经济的总支出大跳水，同样，因为“我的支出是你的收入，你的支出是我的收入”，收入和就业率也随之骤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