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我一直都将前文概述的理念框架作为我前进道路上的指路明灯。在1990年出版的《开放苏联》一书中，我将开放社会和封闭社会的静态模型以及反身性理论结合起来，为苏联制度的兴衰史提供合理的解释。为此，我对繁荣—萧条理论作了一点有意思的改动。这种理论塑造的是一种开始时自我强化，但最后会自我摧毁的循环过程。我用同样的方法解释静止不变的状态。因为在我看来，静止不变并非均衡状态的表现，相反，它是非均衡状态的一种形式。静止不变的特征在于，普遍观点与现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同时二者之间还存在一种反身性的互动关系。而且我还认为，静止不变也有可能经历从自我强化到自我挫败的循环过程。以下是《开放苏联》的部分摘录：

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盛行的教条与现实谬之千里。当教条过分偏离现实时，只要有办法对教条进行调整，现行制度就能继续得以存在。极权政体需要独裁统治者自上而下的领导。斯大林兴致勃勃、精力充沛地履行着这种职责。他强制执行教条统治，但会在需要的时候作出改变。在斯大林的统治下，极权制度在意识形态和领土范围方面都获得了最大限度的扩张。社会的各方各面都难逃极权制度的影响。就连遗传学也不得不屈服于斯大林式教条。不是每一种科学都能被轻易征服，但至少科学家是能够被驯服的。政府限制他们和年轻人的交流，他们不能踏出科学院所的大门半步，就更别提在大学教课了。恐怖统治在极权制度的运转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披着伪装的意识形态成功掩饰了自己背后暗藏的高压强权以及恐怖统治。

斯大林死后，极权制度又度过了35个春夏秋冬，这足以证明斯大林过人的智慧。在此期间，我还曾见到了短暂的曙光：第二十届议会会议召开之前，赫鲁晓夫在讲话中透露了有关斯大林的部分真相。但最终，等级制度又一次东山再起。在这段时期里，统治阶层对教条正确与否漠不关心，只是一味地使用行政手段维护教条的权威。只要独裁掌权者还健在，极权制度就有一定的机动性，独裁者一时兴起，可能会改变政党的方针路线，甚至是将之前的路线完全废除。现如今，其政治制度不仅完全失去了灵活性，还印证了理论模型的预测，变得死板而僵化。与此同时，腐败也在隐约之中开始萌芽。企业和机构无不使出浑身解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但它们没有自治权，所以只得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权力为自己谋求继续生存下去所必需的资源。系统的制度交易体系逐渐取代了极权统治期间的中央计划控制体系。非正式的经济关系制度逐步形成，填补了正式制度的缺陷。极权制度的缺陷日益明显，改革的压力也与日俱增。

我继续指出，改革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如果某种制度只有在缺乏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才能继续存在，改革不仅能带来各种各样的替代制度，还能为它们争取到合法地位。替代制度提出质疑，破坏权威；它们揭露了现行制度中的差异，并通过优化利用资源使差异更加强化。指令性经济无法避免资源分配不当的问题，只要稍有选择余地，指令性经济的缺点就愈加暴露无遗。更何况，分散指令性经济的资源能够比从事生产活动创造更多的利润，所以我们不能确定整体生产能否从中获益。

因此，我认为苏联制度已然完全解体。包括意识形态、道德性、政府、经济以及领土的各方各面都受到了影响。如果制度完好无损，那么这些因素仍然能够团结在一起；现如今制度正逐渐土崩瓦解，这些因素自然也以不同的方式和速度慢慢消散；但是一个领域的变革通常也会加剧其他领域的发展。根据以上分析，我预测和记录下了之后可能发生的动荡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