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边写《开放苏联》，一边实践一些和开放社会有关的理念。当时基金会的扩张速度极其迅猛。我们手头没有计划，也没有预算。我们在反复尝试的基础上引吭高歌、大踏步前进。但这种方法也有缺陷，我们的错误太多，因此基金会的“指路人”角色没扮演成，却在混乱中落得泥足深陷。基金会在俄罗斯的情况更是如此。在1991年8月发生的暴乱中，戈尔巴乔夫被暂时免职。在那之前，我不得不在基金会内部发动“政变”夺回控制权。不幸的是，在“政变”中对我伸出援手的人们后来也失去了控制。因此，我不得不在第二次“政变”时将他们全部罢免。时值俄罗斯史上的最关键时期，而这些事件白白浪费了我们的宝贵时间。

我的目标是将基金会打造成开放社会的原型，但我意识到这般雄心壮志事实上也是个创造性的谬误。开放社会应当是自给自足的，但是基金会要生存就必须依赖我提供的资金支持。实际上，基金会扮演的是救星的角色；救星也正是改变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与封闭社会相比，开放社会的组织形式更加复杂、更加精密。封闭社会对现实只有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扎根于人们普遍信奉的党国教条之中。开放社会不仅要求其公民形成独特的世界观，还要求建立相应机制，从而使观点和利益不尽相同的人们能够和平共处。任务是如此的艰巨，因此想要一步到位地实现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不得不依赖外界的帮助。但是我的观点并未得到太多认可，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将毕生的精力和资源都投入到开放社会的援助事业中。但遗憾的是，西方社会没能迎难而上；也正因为如此，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最终没有成功实现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