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上述问题，你的回答中“是”的次数越多，你的自我监控程度就越低。

当利特尔教授将“自我监控”这个概念带到他的人格心理学课堂上时，很多学生针对高度自我监控的道德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利特尔说，甚至有几对“混搭”的情侣—高度自我监控者和低度自我监控者的恋爱—为此而分手了。那些高度自我监控者认为低度自我监控者不够灵活，在社交上也太无能。而低度自我监控者觉得高度自我监控者太过圆滑，也带有太大的欺骗性—用马克·斯奈德的话来说，就是“太过务实而缺乏原则”。事实上，高度自我监控者确实比低度自我监控者更会撒谎，这一点似乎支撑了低度自我监控者的道德立场。

然而利特尔，这个道德高尚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恰好也是名高度自我监控者，他对这个问题却有不同的见解。他将自我监控视为一种谦逊的行为。这是一种让自我去迁就情境规范的行为，而不是“让一切服务于个人需求和所关注事物”的行为。他说，自我监控并不都是基于行为或掌管全局的。从一个更内向的观点来说，这种行为可能并不是为了寻求关注，而是避免不讲社交礼节。当利特尔教授进行一场演讲时，某种程度上说他是个时刻处在自我监控状态中的人，不断观察自己的听众，从那些微妙的迹象中发现他们是乐在其中还是无聊透顶，以便调整自己的演讲来满足他们的需求。如果你可以伪装自己，你也能熟练掌握这些表演的技巧，并且能够发现社交情境中的微妙变化，那么你愿意根据自我监控的要求来调整你的社交规范吗？如果你能够恰当地运用，自由特质策略就会变得很有效，如果你用过头了，那只会适得其反。

最近我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一次座谈会上发了言。这个活动是为了纪念哈佛法学院允许女性入学55周年而举办的。为了庆祝这一盛会，来自全美各地的校友齐聚哈佛。座谈会的主题是：“不同的声音：有效的自我表达策略。”会上共有4名发言者：一位出庭律师、一位法官、一位公开演讲讲师，还有我。我很认真地作了准备，因为我知道我要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那位公开演讲讲师揭开了发言的序幕，她谈到了如何作一次振奋人心的演说。那位法官是一位韩裔美国人，她讲到了人们都觉得所有的亚洲人都应该是安静好学的，而她恰好是个外向又张扬的人，这一点曾经让她无比沮丧。那位律师则是个身材娇小的金发女子，却散发着争强好胜的气息，她谈到有一次她在进行盘问的时候，因为攻击性太强而被法官警告说“老虎，够了！”的故事。

轮到我发言时，我把我的听众定位为那些不把自己视为“老虎”、“流言终结者”和“振奋人心者”的女性身上。我说，谈判能力并不是天生的，就像那些金黄的头发和整齐的牙齿一样，而且这种能力也不是那些对新政策热烈拥护的冒险家们的专属。我告诉他们，人人都能成为优秀的谈判代表，事实上，这种能力是需要一点沉默和亲和力的，而且要少说多听，因为创造和谐的本能远比造成冲突来得重要。只有在这样的风格下，你才能站在一个积极的立场上而不会激怒对方。只有通过倾听，你才能了解什么能真正激发对方谈判代表，从而提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以满足双方的意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