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静、冷静、一定要冷静！”，我在心里反复地对自己这么说。

“好吧！你过完这个暑假已经19周岁了。按理说也的确是个成人了，可以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会去干涉你。只要是你的事，除了是你主动来问我，那我就再也不过问了，这行吧？但你也要好自为之！”

“另外，你现在还是一个学生，还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和自主生活的能力。现在是由我给你提供学费和生活费，但是要知道这既是我的义务但也是我的投资。我说过这叫‘教育投资’。如果你从现在开始只想玩而不想再读书了，那就可以从清华退学回来，再找个工作挣钱养活自己。这样的话就可以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了。因为你已经是个19岁的成人了，应该具有养活自己的能力。而我也就可以不再承担给你提供学费和生活费这一义务，同时也就不存在在你身上的所谓‘教育投资’了。如果你想继续在学校里待着，那么我对你的投资是必须要有回报的。我的最低要求还就是不许挂科，这是底线。当然如果你想待在学校而能够自己去挣学费和生活费，那么我连这个要求也就没有资格再提了，因为是你自己去找来了用于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资金支持。目前，这样的学生不是没有而是有很多，特别是有些来自农村的特困生，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很糟糕，连从外地来北京的路费都是借的。他们平时除了上课学习，剩余的时间都去做兼职挣钱，不但养活了自己甚至还要补贴家里。因为他们真的认为自己已经是成人了，而学习成绩都很优秀。现在，你可以把这些学生用于兼职打工挣钱的时间拿去玩，但要做到的只不过是不准挂科，这个要求够低了吧？仅此而已，否则后果自负！这些年来你也应该知道我是个什么脾气的人，一定会说到做到的。”等我情绪相对稳定一些以后，态度十分严肃且不紧不慢地一口气说了许多。心里想的是一定要设置一道最后的防线。

从这次谈话以后，家里的气氛开始沉闷起来，关于孩子的话题无论她在不在场，我都觉得无话可说，也不知道说什么。不久，新的学期开始了，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学校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