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会儿奥斯里才意识到兹特拉维没有开玩笑。他是认真的。他的妈妈确实是个占卜师，也就是说，一个有观众的精神病患者。但兹特拉维的讲话并没有结束。“事实上，”他说，“哪怕在猜对选举结果后，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家里依旧事事不顺。我爸爸乱花钱，劝他恢复理智变得越来越难。他是个非常固执的家伙。妈妈得了肿瘤，还是恶性的。开始是咳嗽，接着吐血、呼吸困难，最后医生在她左肺的肺尖发现了一个直径两英寸的肿瘤，虽然把它取了出来，但太晚了，癌细胞进入了血液循环系统，遍及身体的各个部位。肝和骨头都检测出了癌细胞的存在。没几个月，妈妈就病得无药可医。死亡时刻都会降临，尽管医生没有这么说：他显然想让我们乐观些，坚强些。但谁会去照顾我的三个弟弟呢？他们是萨姆森——我们都叫他萨米，他只有六岁，还有十岁的罗伊和刚初中毕业的埃利科。谁会去照顾他们呢？”

后来，这件事被传了出来。第二天早晨奥斯里告诉了我。我们一起到军队福利处替兹特拉维说情。所有长官花了两天时间轮番劝说他回家。我们告诉他，他必须去离家近的地方服役，可他就是不听。我们一次次地让他回家照顾母亲。毕竟，部队也许会在美丽堡待上几周，甚至几个月。但这段时间却是他妈妈最需要他的时刻。如果她离世时，他恰巧不在身边，那该有多遗憾！所以兹特拉维想回趟家，去提比瑞斯的街坊找拉比①皮图斯，把自己的两难处境告诉他，把愿望告诉他，让他对他留在美丽堡的决定给予祝福。拉比祝福了他。对他来说，这也许算是种解脱，但事实如何就很难说了。自从桉树林里的那个晚上开始，他便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这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我，每次看着他的时候都想试着找到他眼中的悲伤，探究眼部肌肉细微的痛苦抽搐，但什么都没有发现。因为他的笑永远是似笑非笑，说不清这背后隐藏的究竟是善意还是恶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