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葬礼的那天早晨，玛丽的母亲打来电话。

“我知道会有很多人陪你，”母亲在电话里说，“我也知道，你能理解我今天早晨赶不过去的原因，最晚一班飞机昨天半夜就起飞了。”

玛丽眉头紧蹙，她简直不敢相信电话里母亲说的话。“你不来了？”她问。到现在为止，她还是无法将自己女儿的名字和“葬礼”或者“死亡”这样的词汇放在同一个句子里说出来。

“你会理解的，是吧？”玛丽明显听出电话里母亲的声音中那种恳求的语气。当她还在解释着墨西哥城糟糕的交通，登机口离得多远，海关又是多么复杂的时候，玛丽已静静地挂了电话。

玛丽这一生都对自己的母亲感到失望。她的母亲不是那种会去参加孩子的学校表演或者家长会的母亲，她很少会表扬孩子，但也从不滔滔不绝或者自吹自擂。母亲曾经因为发生在圣米格尔的那场大罢工而错过了玛丽的婚礼，当时她住在那儿，那场罢工使她错过了回美国的航班。“我会送你一份漂亮的礼物。”母亲说。她也确实这么做了，一周后，一套墨西哥陶器就被送到了玛丽家里，里面一半的碟子都在运送的途中

碎掉了。

但在这最最糟糕的时刻，玛丽还是希望母亲能陪在自己身边，用一种安慰的姿态来支持自己，尽管她的母亲至今还从没表现过这种姿态。玛丽看着教堂里的一张张面孔--她的邻居、她的同事，斯特拉的老师，以及各位亲朋好友--一种失落感顿时涌上胸口，几乎让她喘不过气来。她必须得坐下来，大口吐气。玛丽的母亲真的没来参加外孙女的葬礼。

她母亲安排送来的花是整个葬礼上最大的一捧，紫色的马蹄莲，多得好像要吞噬掉整个屋子。如果玛丽还有一点儿力气，她会把这些花全部扔掉，连同那华而不实的道歉。然而，她最终只是刻意地忽略了那些花。

斯特拉死后的那个闷热难耐的夏天，玛丽的母亲打来电话。她基本上每周都会打来一次，提供些建议，而玛丽通常根本不和她说话。

“你现在最需要的，”母亲告诉玛丽，“就是去学编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