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日本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长记录。根据麦迪森的研究（Maddison, 2006），日本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1900年只是美国的29％（以1990年国际元计），而在2008年已经达到了73％。其他国家也在赶超美国方面取得了进展。瑞典将其相对于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54％提高到78％。法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保持在美国的70％左右。相比之下，前苏联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相对于美国的30％跌至25％。

历史证据表明，成功的经济体的增长过程遵循相类似的模式：像英国或美国这样的领跑者发挥才智创造出具有创新性的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的商业模式，使它们能够快速提高生产率。像德国、法国和日本这样的后来者可以通过雁阵模式简单地模仿成功的国家，并迎头赶上。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花了300年才完成的创新和产业化，在日本不到100年就完成了，而东亚（尤其是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特区这些在20世纪下半叶才接近西方发达国家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地区）只用了40年。最近，由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组成的金砖四国也实现了经济起飞。几乎其他任何成功的国家（从毛里求斯到智利）都可以理解为遵循了相同的模式。

然而，除此之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二战以来未能实现其经济增长目标。事实上，尽管它们的政府已经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各多边发展机构也给予了援助，很多国家还是遭遇了频繁的危机。这些普遍的失败经历突出显示了理解以下问题的必要性：在次优的宏观经济政策、薄弱的制度以及缺乏完善的私有产权保护的情形下，发展中国家应如何促进技术流动和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

增长理论无法预测出大规模的经济发散表明了其所提出的理论没有捕捉到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收敛的根本决定因素。最近的一些研究者认为，国家经济绩效的演变符合条件收敛，即当所有代表稳态时差异的其他宏观经济变量保持不变时国家之间将会收敛。换而言之，世界收入分布在国家之间存在收敛俱乐部。[1]

基于深入的国别研究和历史经验的比较分析，可以更容易地解释经济增长发散之谜。成功赶超国家的关键因素似乎在于它们有能力改变自己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禀赋，加快适应新观点的步伐，加速产业升级进程，改善软件（如制度）和硬件基础设施（如交通和通信）。但知识进步一直是在发展经济学中推进最慢的领域。理解和复制让后来者赶超发达经济体的经济战略和政策，仍然是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所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

[1] 这是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和Baumol（1986）表达的观点。Prescott（1999）更为乐观地表示，持续的发散是不可能的，世界收入分配最终将会收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