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语言学家费迪南德·索绪尔在1913年他去世前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建立了语言学的一个分支，称为“结构语言学”。他可能会惊讶地看到，随后与“结构主义”（structualism）一词相联系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如此众多。他的目标是制定一种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重点研究大型系统（如人类语言和文化习俗）的最小组成元素的关系和功能。具体而言，索绪尔的语言研究的焦点并不是说话本身，而是使语言运行的基本规则和惯例。他常说，他主要是“关注深层次结构”，而不是表面的现象。他的兴趣在于语言的基础构造，这对于所有说话者而言都是共通的，而且在无意识层面上发挥作用。他的研究是相当成功的，留下的思想遗产为该领域的许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其他领域的研究人员跟随他的脚步，扩展了结构主义的传统意义。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为结构分析指定了四个标准：第一，它会检查文化现象背后无意识的运行基础；第二，它将基础元素作为“相关的”，而不是独立的实体；第三，它考察整个系统，而不是单个元素；第四，它提供一般的法则解释现象背后的组织模式（Levi-Strauss, 1963）。

结构主义一词出现于经济学领域，是在奥地利经济学家保罗·罗森斯坦·罗丹于1943年发表了一篇非常有影响力的论文(Rosenstein-Rodan, 1943) 之后。他当时所关心的问题并不是像中国、尼日利亚、巴西这样的贫穷国家所面临的困难，而是“东欧和东南欧的工业化问题”——这篇论文的标题。该文指出，发展的良性循环根本上取决于单个企业层次上的规模经济与市场规模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只有当市场规模足够大，从而现代生产方式的生产率优势能够补偿更高的工资时，现代生产方式才会比传统方法更有效率。然而市场规模本身却取决于现代生产方式的采用程度。因此，如果一开始现代生产方式能够以尽可能大的规模被采用，那么经济发展过程就将实现自我加强和自我持续；反之，经济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停滞。这篇论文引起了很多类似想法的呼应，这些理论之后被称为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