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自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以来增长研究和发展经济学所面临的困难，我有三个令人困惑的发现。首先，所有这些对经济增长的不同研究方法都揭示了一些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但它们很难解释不同国家在产业升级和结构变迁当中为何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显而易见，不同国家之间在人均产出和国民收入方面的差异仍然是令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困惑的问题。众所周知，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必然要求一国从资源依赖的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乃至后工业经济阶段的结构转型。然而，二战后鲜有发展中国家完成了这一转变。

一方面，很多发展中国家仍然依赖于农业和初级产品的出口，或者没能超越有限的传统产品生产而拓宽制造业的基础。经济学分析至今也没能系统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能够从一个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体进入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的工业社会，而大多数国家仍然深陷于赤贫之中，或止步于中等收入阶段。很多国家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结果导致财政预算负担过重、寻租行为盛行以及被保护部门生产率低下。然而，进口替代似乎是每一个低收入的农业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的新产业中变得具有竞争力的必要步骤。由于新产业发展与生俱来的协调性和外部性问题，仅仅为私营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更好的投资环境显然不足以启动持续的动态增长。亚当·斯密等人所提出的重大问题在今天仍然存在：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加速其经济增长和财富创造的进程，从而从低收入的农业国向工业化的中等收入国家转变，继而成为后工业化阶段的高收入国家？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各自的作用是什么？

另一方面，已将其产业结构从农业主导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主导，并且人均收入大幅提升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国家，仍然面临着持续的产业和技术升级这样的严峻问题。其中一些国家已经陷入低增长的中等收入陷阱，而其他一些国家也正在与高失业率和经济不稳定进行斗争。

其次，发展政策也在随着发展经济学思想而不断演进。事实上，国际发展机构的政策建议也密切跟随着占主导地位的发展经济学范式而变化，有时甚至成为其主要支持者。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银行，在当时由欧洲重建主导的全球政治环境下，其工作重点主要是基础设施的重新建设。随着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独立国家不断涌现，冷战主导了国际议程，世界银行的首要目标也转向了对重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开发，投资经营成为其主要业务。

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兴国家的宏观经济失衡和拉美债务危机直接导致了华盛顿共识的出台。结构调整计划成为世界银行和低收入国家之间互动的主要手段。随着柏林墙被推倒以及对新的公共政策共识的探索，世界银行转为对经济发展采取整体分析。它采用了综合发展框架，专注于成员国的社会发展和减少贫困??。它还寻求在与政府官员的对话中加入更多的参与者（包括国会议员、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企业家）。近年来，随着全球化问题成为主要的国际议程，世界银行的政策也致力于实现千年发展目标，提高治理水平，以及通过严格的效果评估以确保成果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