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那些沿着产业和技术阶梯不断上升的国家，很少遵循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发展范式的政策处方。包括2008年增长委员会报告确定的13个国家中的很多在内，最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拒绝传统理论，扩大了其制造业基础，并成功转向更复杂的工业品的生产。在其发展过程中，它们奉行出口促进战略，而不是旧结构主义学说所倡导的进口替代战略。这些国家的政府积极帮助私营企业进入新的产业，而不是仅仅依靠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市场竞争。这些国家的政府没有首先在卫生和教育领域进行随机控制试验或社会试验，但人民的健康和受教育水平却得到大幅提升。这就使得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和相关性出现严重问题。

尽管不可否认知识一直在进步，然而现今的一些关于增长和发展的关键问题与前几代研究者所面临的并没有什么不同：如果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创新驱动，为什么有一些国家在创新和适应变革方面很成功，而其他国家却并不成功？究竟是什么力量促进了经济收敛，又是什么因素阻碍了实质性的进展？使低收入国家成为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收入国家的结构变迁条件是什么？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是初始条件，还是制度，抑或是政策？政府和市场在动态增长中所应扮演的最合适的角色是什么？

用一个更广泛的理论框架来补充现有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这一理论框架应该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提供结构化分析——具体而言，就是识别出使穷国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使富国能继续创造机会和财富的决定因素。我们需要对哪些因素起作用，哪些不起作用进行概念化的分析，以便使一些大胆政策的实施效果不再像不可预知成功的传说，就如同李冰在两千多年前决定修建都江堰大坝时的情形。虽然经济学家们可能永远都无法达到他的高瞻远瞩，但如果他们拥有良好的判断力，就一定会从历史和经济理论中学到很多东西。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曾在《道德经》中写道：“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翻译成现代语言，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已经得到表述的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只是真理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而已，如果把这个理论当成真理本身，就属于认识上的愚笨。”[1] 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在系统性地做出决策之前，最好对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本质有一个清晰的理解，而不要过分依赖于书架上的那些现有的经济学理论教义。下一章将讨论政策制定的失败案例，并希望能从发展政策的诸多失误中吸取教训。

[1] 关于谨慎运用过去的经验和已有的理论来解决当前问题的讨论，可参见我在《本体与常无：关于经济学方法的对话》（2012，中文第一版原名《与林老师对话：论经济学方法》2005年版）中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