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没赶上八点三十五分的那班车，我在公交车站给你打电话了，你不在，我留了言。”

“我听到了，”她说，“当时我刚接到奈特，他和我妈妈一起吃的晚饭。我从主路上来的，想节省点时间。”

“那边不堵吗？”

“其实一样堵。”她翻过身，又翻了回去，我看到她穿着运动文胸。

我一边脱衣服，一边听巴巴拉简要汇报她一天的情况。一个邻居生病了，修理工的账单寄到了，还有，她妈妈的近况。巴巴拉说话的时候，一直脸朝下趴在床上，语气中透着疲惫。她这种阴沉的脾气，我只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应对，那就是：装。我对她的每句话都表现得饶有兴趣，装出兴致勃勃、想听到每一个细节的样子。但与此同时，内心却越来越沉重，一种熟悉的情绪突然涌上来，像是全身的血流都被堵住了。

大概在五年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再生一个孩子，巴巴拉却突然宣布，她要重新回到学校读书，她要念数学系的博士。她已经递交了入学申请，也参加了考试，而这一切，她之前连半个字都没有跟我提过。她把我的惊讶当作是反对，而我所有的意见都被她视作是对她的批评和指责。其实，我并不是反对。我从来没觉得巴巴拉会是那种甘心当家庭主妇的人，我的反应有别的原因。我并不介意她没有来问我意见，而是惊讶她的这一招我居然没有预料到。还在读大学的时候，巴巴拉就是个数学迷，她会去上研究生的数学课，上课的都是知名教授，但课堂上可能只有两三个学生，他们都是深山隐士一样的人，留着乱七八糟的大胡子。巴巴拉对自己在数学方面的天赋一直不怎么重视，现在，我明白了，对她来说，数学就是一种宿命，一种狂热的兴趣，但我已经有六七年没有听她说过任何关于数学的只言片语了。

现阶段，巴巴拉面临着写论文的任务。她刚开始写的时候，还告诉我，像她这样的博士生培养项目，有时候论文可能就是十来页纸——至于她的培养项目到底是个什么项目，我也没办法解释清楚。我不知道她说的这些话到底是她的美好愿望还是自欺欺人，反正这论文已经变成了一种慢性病，一直折磨她、纠缠她，成了她痛苦忧郁的又一个源头。每次我从书房经过的时候，她都在可怜巴巴地盯着书桌，或是看着窗外的樱桃树。我们后院只有这一棵樱桃树，由于土质的原因，一直都长得很矮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