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等待灵感的过程中，她也看书，但并不是我们常人看的报纸杂志，而是从大学图书馆里借来的一堆又一堆的大部头著作。文本深奥晦涩，有语言心理学方面的、符号学方面的、布莱叶盲文和哑语方面的。她是个热爱真理的人，晚上，她靠在客厅的锦缎沙发上，吃着巧克力，探索着那些她从未曾了解的世界。她看的书一些和火星上的生命有关，还有一些绝大多数人会认为无聊难懂的名人传记。接着，她又开始看大量的医学书。上个月，她看的好像是低温学、人工授精和显微镜历史发展方面的。她在涉猎这些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到底学到了什么，我不知道。如果我去问她，她当然也会和我分享新学到的知识，但我根本没有这样的兴趣，装都装不出来。巴巴拉认为，我对新知识的无动于衷是一个大缺点，所以，当她在这些高深领域中孜孜不倦地探索时，我还是少说为妙吧。

就在不久前，我意识到，我的妻子大概就是别人口中的怪人。她的言谈举止总是不合时宜，她讨厌与人交往，经常沉默寡言、表情阴沉，她非常注重隐私，心里有再多话也不会说出来。她除了自己的母亲之外，基本上没有要好的朋友。但就算是对自己的母亲，她也很少说心里话，甚至觉得母亲太玩世不恭又疑心重重。巴巴拉心甘情愿地待在家，照顾孩子，把家里收拾得一尘不染，然后，就是无止境地研究各种公式和算法。

一开始我没有注意，但后来，我慢慢发现，我们之间的交流已经越来越少了。现在，我们都一动不动地对着电视机，屏幕上正播放今天卡洛琳的葬礼。雷蒙德的车到了，我的后脑勺在画面中出现了一下，卡洛琳的儿子被护送到教堂大门。一个画外音正在进行解说：到场的有八百人，包括很多市政府领导，大家都聚集在长老会第一教堂，为卡洛琳·波尔希莫斯献上最后的敬意，卡洛琳是一名副检察官，三天前被残忍奸杀。现在，人越来越多。屏幕上，市长和雷蒙德都在和记者说话，但只有尼可出现的画面配上了他的原声。他大概是用自己最温柔的声音在说话，并且还把问题巧妙地转向了关于凶案的调查。“我来是为了纪念一位同事。”他的一只脚还在车里，就对着镜头这样说。

巴巴拉这时开口了。

“葬礼怎么样？”她穿着一件红色的丝绸睡袍。

“很隆重，”我回答，“可以这么说，全是有头有脸的人。”

“你哭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