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

生活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普通读者，一般都读过《红楼梦》，甚至是熟读过；一般也会知道有一部先于《红楼梦》的《金瓶梅》，却直到八十年代以前，仍难以读到这部书。

我个人也是先读了《红楼梦》，才读到《金瓶梅》的。这两部巨著，有其相似之处，它们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那种为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神佛仙人树碑立传的长篇小说格局中突破了出来，将笔墨浓涂重染地奉献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史外”人物，展现出一幕幕俗世的生活景象，充满了前述那几本“英雄史诗”里罕见的关于“饮食男女”生活方式的精微刻划，人物不再是粗线条的皴染，而是工笔画似地须眉细勒，而且极为注重人物语言的铺排，往往通过生猛鲜活的性格语言，使书中人物跳脱纸上，令读者过目难忘，掩卷如邻。

但读过《金瓶梅》后，我一方面得知《红楼梦》在艺术技法上深受它的影响，另一方面，却又深刻地意识到，这两部巨著有着重大的区别。那区别主要还不是前者展现的是土财主和市井小民乃至地痞流氓的生活风貌，而后者主要是表现钟鸣鼎食、世代簪缨的贵族之家的盛衰流程；那重大的区别在于，《红楼梦》的创作者在叙述文本中充满了焦虑，贯穿着努力从“生活原态”里升华出哲思的“形而上”痛苦，整部书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情怀和浪漫色彩，因此，我们虽然在阅读的过程中会产生若干解读上的困惑，但一定会多多少少体味到那文本中所蕴含的独创性思想的魅力，如“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子是泥做的骨肉”，以及“意淫”说，等等。《金瓶梅》的文本却全然异趣。它固然也用了一些诸如“因果报应”、“恶有恶报”之类的“思想”包装，但究其实，它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形而上”的追求，因此，体现于叙述风格，便是非常之平静，没有焦虑和沉重，没有痛苦和浪漫，要论“现实主义”，它比不仅远比《三国演义》《水浒传》“够格”，也比《红楼梦》更“严格”，读《金瓶梅》，我们往往会产生出一种惊异，我把这种惊异称之为“文本惊异”，研究《金瓶梅》的“金学”之盛，不亚于“红学”，我也涉猎一些，已知成果累累，但依我看来，仔细研究《金瓶梅》这个“文本特点”的，却还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