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点点头：“我总是为自己的醉酒失忆感到丢脸。我不想、也不敢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么。不过总的来说，你的表现不是很糟。你没惹麻烦。你没乱说话，只是打翻了一杯咖啡——”

“哦，上帝。”

“你没有洒在别人身上。你只是喝醉了，仅此而已。你那天晚上好像很不开心。实际上，你看上去很痛苦。”

我鼓起勇气说：“我被送进医院。”

“你已经出院了？”

“我今天下午办了出院手续。我被送进医院是因为全身痉挛。”

“好在你好了。”

我们默默地走了一段路。我说：“我不能等到会开完就得走。我十点要见一个人。”

“你可以提前一点走。”

“也好。”

我觉得每个人都在盯着我。有些人跟我打招呼，我觉得他们话中有话。其他人什么都没说，我就想他们是有意避开我，因为我在醉酒时冒犯了他们。我极端神经过敏，以致于想逃出自己的躯壳。

自由发言时，我实在坐不住了。我不停地到咖啡机那儿倒咖啡。我敢肯定，我不断往咖啡机那儿跑已招致不满，但咖啡机似乎有强烈的吸引力，让我无法抗拒。

我总是走神。讲话者是布鲁克林的消防员，讲的故事生动有趣，但我就是无法集中注意力。他说他们消防队的队员都是海量，那些不酗酒的人都被调走了。“队长是个酒鬼，他希望周围都是酒鬼，”他解释道，“他常说：‘给我足够的酒鬼消防员，我就会扑灭所有火灾。’他说的没错。各位，我们什么事都敢做，什么地方都敢去，什么险都敢冒。因为我们都醉得不知死活了。”

真是一个该死的谜团。我一直控制自己的饮酒量，而且卓有成效。只是后来不灵了。

休息时，我往收费篮里放了一美元，然后到咖啡机那儿又倒了一杯咖啡。这一次我勉强自己吃了一块燕麦饼干。讨论开始时，我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我总是跟不上思路，但这似乎无关紧要。我尽可能仔细听，尽可能待在那儿不动。十点差一刻时，我起身溜出门，尽量不引人注意。我觉得所有人都在盯着我，我想让他们相信，我不是去喝酒，我必须见一个人，是去谈生意。

我后来才想到，我本可以待到聚会结束。圣保罗教堂离我的旅馆只有几分钟路程。钱斯会等我的。

也许我是想找个借口在轮到我发言之前离开。

十点时，我已到旅馆大厅。我看见他的车停了下来，我出门穿过人行道来到路边。我打开车门，坐进去，又砰地关上车门。

他看着我。

“那个工作机会还在吗？”

他点点头：“如果你接受的话。”

“我接受。”

他再次点点头，挂上档，将车驶离路边。

11

中央公园的环形车道一圈差不多有六英里。我们已沿逆时针方向转到了第四圈，卡迪拉克一路平稳前行。讲话的主要是钱斯。我拿出笔记本，时不时地记些东西。

开始时他谈论的是金。她的父母是芬兰移民，在威斯康星州西部的一个农场定居下来。离那儿最近的城市是奥克莱尔。金原名姬拉，从小就得挤牛奶，给菜园除草。九岁时，他哥哥开始对她性骚扰，每晚进她的房间动手动脚。

“只是有时她讲到这个故事时，哥哥变成了舅舅，还有一次变成了爸爸，所以这一切可能只是她编出来的。或者确有其事，她变来变去只是为了使它变得不再真实。”

中学三年级时，她同一个中年房地产经纪人发生了关系。他对她说他要离开妻子，跟她在一起。她收拾行李跟他去了芝加哥，在帕尔默酒店住了三天，三餐都让客房服务部送进房间享用。第二天那个房地产经纪人喝醉后涕泪横流，不停地对她说他毁了她的生活。第三天他精神很好，但次日早晨她醒来时，发现他不见了。有一张纸条解释说他回到了妻子身边，还多付了四天房费，并说他永远忘不了金。纸条旁放了一个旅馆专用信封，里面有六百美元。

她住满了一周，在芝加哥观光，和几个男人睡了觉。其中两个主动给她钱，她本想让其他几个也付钱，可说不出口。她想过要回农场。然而，就在帕尔默酒店住的最后一晚，她认识了那里的一个客人，是尼日利亚派去参加某个商业会议的代表。

“那断了她的后路，”钱斯说，“跟黑人睡觉就表示她不能再回农场了。第二天一早，她就乘公交车到了纽约。”

直到他把她从达菲手里买过来，安置在公寓里，她的生活才有了转机。她的容貌举止都适合室内接客，因为她一直不习惯在街上拉客。

“她很懒。”他想了一会儿，说，“妓女都懒。”

有六个女人为他工作。现在，金死了，还有五个。他概括性地谈了一会儿她们，然后切入正题，把她们的名字、地址、电话和个人资料告诉我。我记了很多笔记。我们在公园绕完第四圈，他向右一拐，从西七十二道街出去，经过两个街区，停在路边。

“马上回来，”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