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北分局离我的旅馆只有几个街区。晚上，我到达那里时刚过九点，雨时断时续地下着。我在前台停下，一个留着小胡子、头发吹过的年轻人把楼梯指给我。上到二楼，我找到了警探办公室。办公桌旁坐了四名便衣警察，里头还有两个在看电视。禁闭室里的三个年轻黑人在我走近时看了我一眼，发现我不是他们的律师时便失去了兴趣。

我向近处的一个桌子走去。一个秃顶的警察放下正在打的报告，抬起头来。我告诉他我同德金警探有约。

另一张桌上的警察抬头迎上我的视线。“你就是斯卡德吧，”他说，“我是乔·德金。”

他的握手过于用力，几乎是在比试腕力。他挥手示意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跟着坐下，在一个已经堆满烟蒂的烟灰缸里捻熄手中的烟头，然后又点起一根，往后一靠，看着我。他的眼睛是那种看不出任何讯息的浅灰色。

他说：“外面还在下雨？”

“下下停停。”

“糟糕的天气。喝点咖啡吗？”

“不，谢谢。”

“我能为你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想看他手头关于金·达基嫩谋杀案的所有资料。

“为什么？”

“我答应一个人要调查这个案子。”

“你答应一个人要调查这个案子？你是说你有了一个委托人？”

“可以这么说吧。”

“是谁？”

“我不能告诉你。”

他脸颊下侧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他大约三十五岁，有点超重，这让他比实际年龄显老。他还没歇顶，头发呈深棕色，几乎像黑色，梳得贴在脑袋上。他应该跟楼下的那个小伙子借吹风机用用。

他说：“你不能隐瞒。你没有营业执照，即便有，你也无权隐瞒信息。”

“我不知道我们是在法庭上。”

“那倒不是。但你跑来要我帮忙——”

我耸耸肩：“我不能告诉你委托人的姓名。他想看到杀死她的凶手伏法。仅此而已。”

“他认为雇你会使进程快些？”

“显然如此。”

“你也这么认为？”

“我认为我得挣钱糊口。”

“上帝，”他说，“谁不是呢？”

我说对话了。对他而言我现在不是一个威胁，只是走走过场赚点银两的家伙。他叹口气，拍拍桌面，站起身来，穿过房间走向一排排的档案柜。他身材粗壮，罗圈腿，挽着袖子，领口敞开，走起路来像水手一样左右摇摆。他拿来一个淡黄褐色折叠档案袋，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从档案里找出一张照片扔到桌上。

“在这儿，”他说，“饱饱眼福吧。”

那是金的一张五乘七寸黑白照片，但如果不知道是她的话，很难认得出来。我看着照片，强忍阵阵恶心，迫使自己看下去。

“对她真够狠的。”我说。

“法医说可能是用大砍刀或类似的东西砍了六十六刀。你愿意数吗？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数得下去。我敢说这个工作比我的还糟。”

“流了那么多血。”

“让你看黑白照片算你走运。彩色的更糟。”

“可以想象。”

“他砍到了动脉。那么一砍，鲜血四溅，房间到处是血。我从没见过这么多血。”

“他本人肯定也浑身是血。”

“绝对避免不了。”

“那他怎么能没引起任何注意地离开那里呢？”

“那天晚上很冷。他可能穿了外衣，往身上一罩，就全遮住了。”他吸了一口烟，“也许他在砍她时什么都没穿。妈的，她一丝不挂，也许他也不想穿得太多。那么，他事后只需冲个澡就可以了。那儿有一个很漂亮的浴室，他又有的是时间，为何不用？”

“毛巾用过吗？”

他看着我。灰色的眼睛仍高深莫测，但从他的态度上我感受到了多一些的敬意。“我不记得有脏毛巾，”他说。

“房中现场如此血腥，不注意也是情有可原。”

“但他们应该核实存档的。”他翻阅着档案，“你知道他们的常规程序，把所有的东西都拍下来，任何可能成为证据的东西都得装进袋子，贴上标签，存进档案。然后就把这些送进仓库，但要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反倒找不着了。”他将档案袋合上，探过身子，“想听个故事吗？两、三个星期之前，我接到我姐姐的电话。她和丈夫住在布鲁克林米德伍德区。你对那个地方熟悉吗？”

“以前很熟。”

“嗯，以前情况可能好些，现在倒也没那么差。我是说，整个城市就是一个污水坑，所以比较起来就不那么糟了。她打电话是因为他们回家时发现家里被盗。有人破门而入，偷走了便携式电视机，打字机和一些珠宝首饰。她给我打电话是想知道如何报案，向谁报案。我先问她是否上了保险。她说没有，他们觉得这些不值得保险。我告诉她就这样算了，告诉她不要报案了，否则只是浪费时间。她说如果不报案，他们怎么会抓到那些家伙呢？于是，我解释说现在没人还去调查入室偷盗案了。你写一个报告，它被存档。你不会跑去看谁在办这个案子。现场抓贼是一回事，但调查盗窃案就他妈的不大可能了，没人有时间调查它。她说好吧，我可以理解，但假如他们碰巧找到失窃物品呢？如果她根本没报案，这些东西怎么会物归原主呢？然后我还得告诉她整个机制有多么糟糕。我们的库房装满查收的失窃物品，我们有一堆人们填写报案报告，记录窃贼偷走的物品，但我们无法把这些该死的东西还给失主。我不想说这些来烦你，但我觉得她不太相信我的话，因为不愿相信事情有那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