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档案袋里发现一页纸，皱着眉头看着，念道：“一条浴巾，白色。一条手巾，白色。两条抹布，白色。没说是否用过。”他抽出一叠光面照片，迅速翻看。我从他身后越过他的肩头看到金·达基嫩遇害的现场照片。只有几张照片里有她，摄影师把谋杀现场完全拍了下来，旅馆房间的每一寸都记录在照片上。

一张浴室照片中可以看到毛巾架上挂着没用过的毛巾。

“没有脏毛巾，”他说。

“他带走了。”

“哦？”

“就算只需把外套罩在血衣外面，那他也得洗个澡。而且那儿的毛巾也不够。每种毛巾至少该有两条。在高级旅馆的双人房里，他们不会只给一条浴巾和一条手巾的。”

“他为什么要把它们带走？”

“也许是包砍刀吧。”

“他首先应该有个箱子或某种袋子才能把它带进旅馆。他为什么不用相同方法把它带出去呢？”

我同意有这可能。

“而且为什么要用脏毛巾包呢？假设你洗了澡，把身子擦干后想用毛巾包起砍刀放进箱子里。那儿还有干净毛巾呀。你难道不用干净毛巾包，反而用湿毛巾包起它放进袋子里？”

“你说得对。”

“不必浪费时间操心这些，”他说，用照片敲着桌面，“但我是该注意到那些少了的毛巾。我本该想到这些的。”

我们一起翻阅档案。死亡检查报告没什么特别的，多重伤口造成出血过多，导致死亡。我想这么说也没错。

我看了目击者询问笔录，还有其他在凶杀案被害人的档案里可能出现的各种表格、文件。我的注意力开始涣散，头隐隐作痛，思维紊乱。后来，德金让我自己看其余的档案材料，自己点起一根烟，继续打他之前在打的报告。

当我再也支撑不住时，便合上档案交还给他。他把它放回档案柜，回座时绕到咖啡机那儿。

“我加了糖和奶，”他说，把给我倒的咖啡放在我面前，“也许你不喜欢。”

“很好啊，”我说。

“现在我们知道的你也都知道了，”他说。我对他说感激不尽。他说:“听着，你关于皮条客的信息给我省去了不少时间和麻烦。我们欠你一个人情。如果能帮你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你接下来怎么做？”

他耸耸肩：“我们按常规调查。追查线索，收集证据，直到有足够证据可以提交地方检察官为止。”

“听上去像在放录音。”

“是吗？”

“下一步呢，乔？”

“噢，天哪，”他说，“这咖啡可真难喝，是不是？”

“很好啊。”

“我过去以为是杯子的问题。有一天我自己买了一个杯子，你知道，我不用塑料杯子了，改用瓷杯。不是什么特别的瓷杯，你知道，只是普通的瓷杯，就像咖啡店给你用的那种。你懂我的意思吧。”

“当然。”

“用真杯子喝起来味道还是一样差。买杯子的第二天，我正在写逮捕一个地痞的报告，无意中把那个该死的杯子打翻到地上摔碎了。你还要去什么地方吗？”

“不要。”

“那咱们一起下楼，”他说，“去拐角的小店坐坐。”

14

他带我绕过街角，往南走过一个街区，来到第十大道一家让人很难描述的酒馆。我记不住它的名字，也无法肯定它确实有个名字。人们可以称之为“通往戒酒所的最后一站”。吧台前两个身穿二手西服的老人在默默对饮。一个四十多岁的西班牙裔男人站在吧台另一头一边看报，一边呷着八盎司酒杯里的红酒。酒保瘦骨嶙峋，身着T恤和牛仔裤，正盯着一台小黑白电视看，音量开得极小。

德金和我找了张桌子，我去吧台拿我们的饮料。他的是双份伏特加酒，我的是姜汁汽水。我把它们端回我们的桌子，他瞅瞅我的姜汁汽水没作声。

这汽水看起来很像苏格兰威士忌加苏打水，颜色差不多。

他喝了些伏特加酒，说:“哇，上帝，真管用。它确实管用。”

我没吭声。

“你之前问什么来着。我们下一步做什么？你自己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吗？”

“也许能。”

“我让我姐新买一台电视机和打字机，再在门上多加几把锁，不必费事去报警。达基嫩的案子我们下一步做什么？我们什么都不做。”

“我猜到了。”

“我们知道是谁杀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