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疯狂并不是毫无章法的。拉里和谢尔盖夸张的提议不仅会迫使我们进行严密紧张的推理，而且还让不同观点交锋，极力获取其最大价值。一旦拉里或谢尔盖提出惊人想法，接下来的任何事情都不足为奇了。从不可能中提炼出不大可能，我们需要关注事实，并且要证明事实，这里毫无推论或者惯例可言。如果我们继续使用之前用过的“可接受”的解决办法，那么永远不会揭开变化中的突破，正是这些突破毁灭旧世界，从碎石中创造新世界。

乌尔斯对此最了解了。

他告诉我说：“拉里和谢尔盖希望不要按照常规处理事情。从更高的目标着手，收获到的价值会更大。但是如果不把目标确立起来的话，大家会自然而然地规避风险，在潜意识里就不那么积极，不敢异想天开。”

这是Google重视智商轻视经验的另一原因。乌尔斯回忆时说：“你周围最好有一个热情高涨的人，他不知道什么叫不可能，他能天马行空地去思考。只有一个问题，你能在预算范围内实现想法吗？也许吧。但是，如果不去尝试，没法衡量，不进行反复实验，就永远不会知道是否能实现。”

看到那些第一次步入实实在在的角斗场的Google新人，我感到对不住他们。他们环顾四周，眼神仿佛在学校里做噩梦刚刚惊醒，试图弄清楚这是不是一个残酷的入门仪式。如果你是目标驱动型又同时是乐于讨好型的新员工，那么当谢尔盖坚持说“我们不能再谈这个了（无论在谈论什么），而是应该集中精力建设太空缆索”，你会作何回应呢？

会议不是想法破灭的唯一地点。如果公司创始人就是不喜欢某个提议，那么他们可能把它交给公关主任戴维·克兰所说的“废弃信件办公室”。“你向太空中发送了东西，之后杳无音信。那你就知道自己可能被遗忘了。”

就算拉里和谢尔盖对我们提出的想法有所回应，那也不见得有用，他们的回应经常含含糊糊。

后勤经理乔治·萨拉回忆说：“如果他们喜欢，他们会说 看起来并不让人讨厌 ，如果他们拒绝，他们会说 嗯，这似乎不是最好的方案 ，或者用一些技术术语说些模棱两可的话。他们从不会给出明确答复。”

当我拿东西让谢尔盖批复的时候，他只会说“很可爱，我喜欢”，或者说“这不是Google的做法”。

有一次，我曾和我们团队一起，根据目标受众及其动机为一个广告项目开发整套基本原理，为此我们花了好几天时间。谢尔盖浏览了一下设计，皱起眉头，然后说：“我觉得你们需要重新考虑一下。”

“你不喜欢这个设计理念、艺术设计，还是语言？”我一边问他，一边在他的话语里寻找肯定的东西，以便去掉设计里不合适的地方。他只是摇摇头，然后就转脸对着他的显示器了。

“自己再想想吧。”他生气地重复了一遍。

我最后得出结论，这是因为谢尔盖是工程师，他想让我们的广告描述一个理想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包括人在内的所有事物都能实现最优化。我们的项目中有一个贸易广告，里面有一幅图片，画着大汗淋漓的相扑运动员。我们给他看的时候，谢尔盖皱了皱鼻子。“我觉得我们不应该把无法吸引眼球的人物放在广告里。广告应该有美感，让人们想起Google时产生美好的想法。”

戴文·伊维斯特当时离开自己的广告代理公司，以广告创作组组长的身份加入我们。他想起了另一个情景，我们给谢尔盖看一个广告，上面的人已精疲力竭，躺在沙发上睡觉，身边布满了书、笔记和纸张。谢尔盖的回答是：“不行，我们不能用那个人。他很丑。”

戴文有些吃惊，问道：“你不是真觉得他很丑吧？”

“嗯，不是的，不过他显然做事毫无条理。他不是个好人。”

“他怎么不是个好人了？”

“你仔细看看，他只是在沙发上睡觉而已。”

“不过如果你再多了解情况会发现，他睡着了是因为工作了一晚上。他几乎不知疲倦，但是总得休息一下。”

“不过，他的生活显然没有条理 如果他连自己的工作量都无法把握的话。”

戴文从这件事中得到的教训就是：“谢尔盖对我们的广告要求就是要展现非常理想的迪士尼般的世界，不必很贴近现实生活。这就是他理想中的Google人，理想中的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