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可能是透过“理想”和“不理想”的偏光滤镜来看这个世界，他们对于这个二元系统中自己的地位十分自信。如果有人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就会很夸张地进行诽谤。

如果对手与我们正在争取的客户签了协议，谢尔盖就会喃喃自语说：“狗杂种！”

如果写博客的人过于关心用户隐私，拉里就会喃喃自语说：“狗杂种！”

“狗杂种！”他们会这么称呼媒体、政要或者那些对Google产品背后的高超技术茫然无知的用户。

这听起来有点儿吓人，不过习惯了也就好了。你很快就会发现，所有不按Google特有的方式看待问题的个人或组织都会被称为“狗杂种”。评级服务把我们的通信量算少了？狗杂种！硬盘驱动器供应商不给打折？狗杂种！这个词很流行，以至于有人建议谢尔盖把它用到网上获奖感言的题目中，“网络为狗杂种服务”。

这还不是最坏的。应该说一点儿都不坏。

在Google总部大厅里很少听到脏话，嗓门大一点儿都会遭到横眉冷对。有的人会很让人上火，但是正当的回应方式就是用事实讲道理，直到对方拜倒在强大的逻辑推理之下。即使拉里和谢尔盖也不是没讽刺过别人，两人有时甚至会互相讽刺。戴维·克兰之前和两位公司创始人一起旅行过很多地方，他对他俩的关系总结如下：“这两个人的交流方式很直接，也很开放。两人只要是有争论，肯定是关于数据的。他们相互批评起来毫不留情，直接说对方的观点愚蠢、幼稚，有时候还会骂狗杂种。不过都不会生气。”

没过多久，我就发现拉里和谢尔盖都想让整个组织架构实现最优化，把它变得和Google技术一样高效。任何增加成本或减少产量的东西都会加大摩擦力，阻碍公司发展进步。理想状态就是我们能不花成本源源不断地推出完美产品。这肯定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在向着这个目标努力。

过分的免费

有一次我拿着电子数据表（上面是国家的名单，我们签订调查合同后就能得到它们的流量排名），对谢尔盖吹嘘说：“我把价钱谈下来好多，他们先说要打八折，后来我跟他们讲到半价。”

谢尔盖拨了拨数据表，好像在蔬菜汤里面挑肉块一样，显出不屑的神情。

他对我说：“我觉得这个不会有多大价值。他们在这些市场上并不是很有经验，只是想要扩张客户群。把Google吸引为他们的客户会带给他们很多信誉。”我知道他下面接着要说什么了。这就像刚洗完车后就开始下雨一样，让人措手不及而又无可奈何。谢尔盖说：“他们应该付给我们钱。”

“他们应该付给我们钱”是与所有销售商进行谈判的起点。由于Google的名声与日俱增，我们这个冉冉升起的新星带来的名誉利润也是成倍增加 至少在拉里和谢尔盖眼里是这样。在我们的品牌价值变得不可估量的同时，我们的成本也接近为零。对于他们来说，打折扣并不意味着胜利，而是没获得免费的失败。公司创始人对低价的较高期望成为自我满足的标准，因此我带给他们标价八五折或九折的任何提案时，心里都会战战兢兢。“绝不按零售价买东西”是Google的核心价值。不过，我也很幸运，市场营销并不是每天都要买服务，因此我没必要一直和供应商杀价。设备部就大不相同了。

2000年春末，Google各方面都在加速增长，网络点击量也是一样。我们的广告也日渐流行，很多网站流民都到总部占上一席之地，以至于每次有人呼吸时，墙壁都会膨胀。洗手间外开始排起了队，后来某个工程师在门口安装了一个“叫号”机器。在过于饱和的办公室里，有人要进出时，坐在门口的人都要起来让地儿。走廊里面也塞满了办公桌、电源线以及成箱的计算机部件，从走廊到大厅这一路上就像游览了一遍电器街。

乔治·萨拉对我说：“我们这个可以容纳220人的办公楼里塞了298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