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李齐名，商隐并有《闻著明凶问哭寄飞卿》诗作，“昔叹谗销骨，今伤泪满膺。空余双玉剑，无复一壶冰……”，情挚语奇，跌宕悲懑。《唐才子传?温庭筠》曰“……侧词艳曲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但总觉温与李不同，李的气象要丰富得多，风格要变化得多，感喟要深邃得多，寄兴要迢阔得多。“侧词艳曲”云云，太皮相了，完全不能概括李商隐的风格。一句话，李商隐的作品更有分量。而这种分量的一个重要的因子乃是政治。有政治与无政治，诗的气象与诗人的胸怀是大不相同的。一个完全不涉政治的侧词艳曲的作者，不可能获得那种思兴衰、探治乱、问成败、念社稷、忧苍生的胸怀，不可能获得那种与历史与世界与宇宙相通的哲学的包容，不可能达到那种亦此亦彼、举一反三的感情深处的通融，不可能达到那种幽深复杂、曲奥无尽的境界。有什么办法呢？李商隐在政治上是失败的，甚至连失败都谈不到，因为他根本没有获得过一次施展政治抱负、哪怕是痛快淋漓地陈述一次政治主张的机会。但这种无益无效的政治关注与政治进取愿望，拓宽了、加深了、熔铸了他的诗的精神，甚至连他的爱情诗里似乎也充满了与政治相通的内心体验。

古代写政治诗与投入从政，大概并不是一回事，甚至说不定往往相悖相反。有见解有情致又有很好的文字功力，大概可以写出不错的政治诗来。但古代的政治并不是诗，政治要现实得多、平凡得多、艰巨得多也风险得多。水至清则无鱼，太清高不行，太浊污庸俗也不行。太急不行，太谨慎——小手小脚小鼻子小眼也不行。没有见解不行，只有见解没有推广落实自己的见解的意志、手段与韧性或不懂得某些情况下做出妥协，即放弃或部分放弃暂时放弃自己的某些见解的必要性也不行。甚至见解言而非时，见解过于超群而招众恶，完全不懂得随众从俗的必要性也是不行的。这一类事情，大概难以入诗，入“太史公曰”没准还凑合。总之在古代，好的政治诗人未必是好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