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遇诗其实既是政治诗也是抒情诗。如《安定城楼》：“迢递高城百尺楼，绿杨枝外尽汀州。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　雏竟未休。”首句言高，二句言远，虽平平未见佳妙却也流露了一种失意的空旷寂寞，时髦一点讲，叫做“失落感”。贾生王粲句抒写不得志的郁郁，即使不太详细这二典的原委，仍然可以从“虚垂涕”与“更远游”中感到那恓恓惶惶、无依无托的苦况。古人怀才不遇的太多了，诗里写怀才不遇的也太多了，这两句虽对仗工整，读之上口，仍然很难打动谁。颈联“永忆江湖”“欲回天地”，其实是无可奈何的颓唐中的自我排遣和解脱。这样的心情也相当传统，起码从春秋时越国大夫范蠡那里就可以找到先例，不同的是范蠡功成名就之时急流勇退，飘然携美女西施而去，而李商隐则不但没有“大夫”过，甚至政治上还没发芽就被“剪去”了“凌云一寸心”，又没有西施可携带，于是抱怨旁人是“鸱鸟”，而以“　雏”自况。这里也有悖论：既然对“腐鼠”轻蔑厌恶，既然“永忆江湖”而且“欲回天地”，那么又何必兴贾谊王粲之叹？既然有贾谊王粲之思，又如何能将相位、将功名利禄视为粪土、视若“腐鼠”？试看义山在《漫成五章》之三中，慨叹道：“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这种进取意向又如何能与归江湖的淡泊洒脱统一起来呢？如何与鸱鸟划清界限呢？或说李商隐之追求功名与那些蝇营狗苟之辈不可同日而语，他是为了苍生，为了社稷，而那些家伙是为了私利。这种动机上的崇高与卑下的区分并不像江湖与朝廷的区分那样明白啊。我们的诗人李商隐既要清高又不能心平气顺地甘于寂寞；既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又不能与包括贾谊王粲也包括腐鼠鸱鸟在内的权力的占有者与角逐者认同，既要“凌云”又要“入扁舟”，真难啊！也许，这首诗的魅力恰恰在于它对这种两难的心态的传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