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中国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及丰富的自然资源形成所谓的“比较优势”。这种发展战略固然促成了过去30年特别是最近10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也为今天的中国积累了大量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我们高度依赖出口，而没有产生与之对应的内部经济。

中华民族有“未雨绸缪”的传统，在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养老、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人们更趋向于为不确定的未来做储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国居民工资很低但储蓄率却高企。而这也决定了住房、教育、医疗支出及保障性储蓄主导着国人消费、投资的结构及行为，国人的日常消费支出被压缩。这种情况导致我们生产发展的内在张力被无形地耗损，产能不得不寄希望于国外的需求，恶性循环就此形成——在工资很低且缺乏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国内居民没钱消费也不敢消费，政府与企业不得不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国外；高度依赖出口，产业结构必然会进一步畸形化，居民收入就无法实现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不得不集中在投资和出口领域。

由此便产生了弗里德曼和克鲁格曼所指称的危机。但我们也需认识到，这种因素形成了我国所特有的二元结构，它导致了在中国既有日本式的富有，也存在着非洲式的落后。但正是这种矛盾性、二元性和极端性，决定了中国在应对未来的危机时，手中可动用的牌远比当年的日本和今日的美国要多得多，因为我们还存在大量的改革空间，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巨大，东西部发展极端失衡，国有民营的二元结构亦趋恶化；在中国广阔的中西部地区，在广阔的农村地区，目前存在的问题不是开发过度，恰恰相反，而是严重不足……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在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让经济的增长来得太容易了，这使人们丧失了创造性地改善国内制度生态的动力，也就无法为内部经济的增长提供一套根本性的制度架构以及健全的管制生态。

长期的结果是，这种经济结构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其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这种结构对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亦是一种莫大的挑战。

事实上，我们的财经官员对这一问题是有深刻认识的。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张晓慧在其2011年的一篇工作论文里指出，导致中国经济问题出现的根源“与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以及围绕此战略长期形成的财政体制、收入分配体制、贸易体制、价格体制、汇率体制等因素有关”。简言之，我们目前所采取的包括汇率、货币、收入分配等在内的一切相关政策都是为出口导向型战略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