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之前所说，我大部分时间都待在国会大厦的地下室内，阅读文件、起草演讲稿。当夜幕降临，游客、国会议员和他们的办事人员纷纷离去，地下室基本就只有我一个人，形单影只。事实上，国会大厦是当地最安全的地方。我值班时遇到的唯一一次危险任务，是晚上到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一家老式餐馆购买便餐。

当时的犯罪率很高，如果在途中碰到了真正的抢劫该怎么办？如果路人或强盗把我误认为真正的警察该怎么办？万一如此，就真是倒大霉了。但幸运的是，悲剧从未发生。

最后，说来奇怪，我竟然喜欢上了国会大厦警卫的工作。

权谋档案

每天下午3点，我会穿上硬挺的警用衬衫和裤子，系上领带，佩带好手枪，开始一段完全不同的生活。而除此之外，我大都沉醉于厚重的历史长河之中。还记得一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国会大厦的圆形大厅里徘徊。在1963年11月令人伤心的日子里，约翰·肯尼迪的遗体曾摆在这里供公众瞻仰。过往的记忆浮上心头，让我思绪万千，久久不能平静。但我同时也迫切地希望事情能有转机。每天早上，我会到参议员莫斯的办公室报到，并在工作12个小时后离开国会大厦，日复一日。等夏天到来，我找到韦恩，表明自己已经厌倦了等待，我最初想要找的本是立法助理的工作。

让我感到惊喜的是，韦恩看着我说：“没有问题。”他如此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因此，在1971年9月，我终于脱离了地下室，以立法助理的身份出现在美国参议院，每天忙于政务管理、最低工资和联邦预算等事务。我会撰写演讲稿，针对法案提出修正建议，甚至就后越战时代的经济调整起草重要的文件。我热爱自己的新工作，并一心一意投入其中。

在我的简历中，担任“警卫”的经历一直让一些人感到错愕。对其他人来说，我的爱尔兰血统也为此染上了一定的诗意。腰佩点38左轮手枪守卫国会大厦的经历，也许正好证明了美国黑手党教父阿尔·卡彭（Al Capone）的一句话，只不过和他的原意有所差别：“说好话的同时拿把枪，比光说好话更能得到你想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