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韩非子·五蠹》）

［For a ruler t］o shed bitter tears and to dislike penalties，is benevolence；to see the necessity of inflicting penalties，is law.... rewards should not be other than great and certain，thus making the people regard them as profitable；punishments should not be other than severe and definite，thus making the people fear them；and laws should not be other than uniform and steadfast，thus making the people comprehend them.（Han Fei Zi，Chapter 49，trans. Liao 1939，vol. 2：281；283-284）

韩非以为，法与术是法家思想的两大支柱。有人问韩非，他的思想体系中法与术孰轻孰重，韩非回答说，二者如衣食，缺一不可（《韩非子·定法》）。他进而评论商鞅与申不害的观点皆非究竟之说。第三个主题势在韩非思想中的位置不是很明确。虽然很多学者认为，势乃法家三个基础概念之一，但韩非并没有像讨论法、术的时候那样坚持势的中心地位。他甚至认为，势并不是根本的东西；事实上，它必须恰当地建立在法的基础之上才是有效的（《韩非子·难势》）。

韩非也讲道家之学。《韩非子》一书中，《解老》、《喻老》诸篇深入评论《道德经》中的许多章节，并藉此阐明法家之说。例如，《道德经》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烹小鲜不宜多翻，韩非认为，这个比喻是说君主不能朝令夕改【Han Fei Zi，Chapter 20，trans. Liao 1939，vol. 1：185.】（《韩非子·解老》）。不过，最能总结韩非治国思想的莫过于《五蠹》篇。蠹是书中或衣物中的蛀虫，比喻有害于政者。【商鞅也用“虱”一词讨论对政治控制的威胁。戴闻达将这个词译为“parasites”（寄生虫）。商鞅列出了一系列“虱”：仁慈、诗书、礼乐、修善、辩说、诚信、羞战等（Duyvendak 1928：85）。】这篇文献讨论了五蠹及其对治国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韩非思想的重要内容：

（1）辩说者。他们称先王之道而倡仁义之说，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

（2）言古者。他们是搞阴谋的臣下，企图借敌国之力以成其私心而遗社稷之利。

（3）带剑者。他们聚徒众，立节操，从武力上威胁到国家的控制力。

（4）患御者。他们贿赂身居要津者，以求免于兵役。他们破坏了国家的军事力。

（5）商工之民。他们贩卖无用之物、奢靡之器，蓄私产，导民之欲而牟农夫之利（国家兴盛离不开农夫）。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心中最怕社会失控的思想家会把什么视为当务之急。韩非似乎主要关注两件事：其一，人民数目众多；第二，不大可能指望他们除了自利之外还有什么别的追求。韩非提出的对策是树立制度与措施，确保整齐划一，确保结果不出计划之外。不过，这些制度措施，比如法，并不是法家思想唯一突出的特征。毕竟，法家哲学将君主置于臣民的对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