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格蒙·鲍曼在他对“秩序的辩证法”的研究中指出，为什么屠杀犹太人事件从未成为社会学的系统研究对象，第一，因为它被视作“犹太史”的历史事件，被当做现代社会的一个病理问题，而非“正常”问题；第二，因为屠杀犹太人事件起源于一系列危险因素的不幸组合，而这些因素就单个来看，都并非特别敏感，通常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秩序而被安抚下去。就这样，社会学者们觉得心安理得，再也不想系统性地研究犹太人事件。这也许意味着，将大屠杀理解为对现代性潜能的“测试”，可以对社会文化架构和运行机制做出新的阐释。鲍曼于是提出一个怪论：“屠杀犹太人事件为人们理解社会学提供的启发，要比社会学为屠杀犹太人事件能提供的解释要多。”因此，他主张，将屠杀犹太人事件看作社会学意义上的一个实验装置，从中可以发掘出现代社会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非实验性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被观察和验证的”。

汉娜·阿伦特令人印象深刻地指出了类似集中营这样的现代性机构所具有的系统性社会理论性的特征。集中营表明，在极权社会的暴力举动的事实当中，占据稳固地位的是特殊理性。从外部观察，这样的理性是无意义或者错误的，但在参与者看来，它们却属于一个完整的意义体系。社会科学的阐释方法无法遵循这样的特殊意义体系，因为它们奉行的是理性的行为模式。

历史学在此遭遇的困难尤其特殊，它总是将这些在现代看来根本无稽的事件硬要当做具有意义的来研究。这是因为，历史学遵循的是人文理性观，这个理性观注重的是对于先前的历史文化状况能够感同身受地注目和观察，它的大本营是文化乐观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现代社会的暴行，这种理性观就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它面对的现实从传统意义上来说不可理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