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的灭绝政策重拾了早期殖民战争中一种类似屠杀的手法，对于被定义为多余或有害的人，不是简单地杀死，而是要通过灭绝他们赢得最大的利益：用劳役来灭绝他们。纳粹在集中营设立的生产V2导弹和Me262喷气式战斗机的巨型地下工厂中，囚徒们遭到残酷的剥削，以致进入集中营之后，他们一般只能活几个月。因为囚徒源源不断，劳役可以同时被当做剥削和屠杀的手段，而囚徒们则自然全部被迫劳役至死。

当然，这需要计划和实施。通过改头换面，让屠杀以工作的面貌进入人们的视线。通过劳役来达到杀戮的目的，这需要有序和有效的组织，需要有集中营，需要有工棚、盥洗室、住处、运输车辆、水电、铁轨、小货车等等。在为“通过劳役灭绝”做准备的基础建设过程中，对于那些建筑师和工程师，“灭绝”本身所表现的形式就是一个复杂的生产进程，和其他职业要求的一样，它也要求专业和高效。这种屠杀的生产化形式，甚至体现在大屠杀的组织方面。比如从1941年开始，在被占领的俄罗斯疆界内的大屠杀。这一次的屠杀，也是将屠杀当做工作，以此将杀戮合理化，并且也要求参与构建的人员要具有专业素质——这一点使得个人推脱掉自己与整件事的关联，否认参与了有组织的大屠杀。虽然，杀戮以直接的形式发生，但和毒气室不同的在于，由于整个事件具有分工性质，所以谁也不必觉得自己是杀人凶手。虽然，杀戮以直接的形式发生，而不像毒气室那样，采用的是间接的杀戮技术。

在纳粹的灭绝战争中，由于屠杀者可以将屠杀解释为工作，甚至解释为“脏活儿”，是他们不得不吃苦去干的工作，于是在屠杀者的眼中，屠杀获得了某种合理性。这项被赋予必要性的工作给屠杀者们造成的痛苦，在海因里希·希姆莱和屠杀者们的口中是永恒的主题。正是这痛苦赋予他们权力，让他们在杀人的当口和之后的战后岁月都不必时刻感到自己是杀人犯。他们将自己的行为植根在被他们视作有意义的范畴里，这种制造有意义的阐释的能力——我是为了一个更高目标而杀人，我是为了下一代而杀人，我的杀人和别人的杀人不一样，这个“工作”并不令我开心——是一种心理机制，它使人具备去做最不可思议事的能力，使人无可不为。与无意识能力的生物相反，人类的行为未因本能或天赋限制而受到任何制约。

人类生活在一个社会性的宇宙当中，因此，人类实际上真应该将一切都想成是有可能发生的。人类行为不受任何自然界限或者人为划定的界限所制约，自杀文化表明，即使在生命结束的地方，也不存在这样的界限。所以，假使有人说，从人类学发展的角度来看，人类终有一天会任由自己嗜血的本能发展，终而成为一群乌合之众，陷入血腥的迷狂当中——那我们最好还是权将这说法当做社会民俗学的一种假想吧。暴力在历史和社会两方面皆具备特殊的形态，而且，它产生的条件也同样特殊，那是一种意义的赋予。

使种族纯正的国家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这个目标被纳粹拿来赋予屠杀以意义。灭绝技术所需要的短暂的发展时间产生了一种距离感，使得暴力外包——与用机枪扫射进行屠杀不同，这里建起了灭绝营，杀人者自己并不动手，而是将杀人任务转交给技术，让囚徒自己来完成具体操作。自从毒气室投入使用，将齐克隆 B 当做杀人工具以来，无需杀人者直接动用暴力，便可达到真正的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