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气候问题的社会和人文性质。除了神经病学专家们撰写的专业书籍之外，最频繁地以第一人称复数的口吻说话的出版物都是关于气候变化问题和当前其他环境问题的。“我们”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努力，“我们”必须停止做这做那，以挽救“我们”的地球。但是，谁也不知道，到底谁躲在“我们”后面。

按照这个词汇所能代表最广泛的意思理解，“我们”代表着人类，但是，“人类”并不是行为人，而是一个抽象概念。在实际生活中，有以十亿为单位的主体在行动，他们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在复杂的生存大环境下，拥有不同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发展机遇。在一般的社会关系中，一家新能源领域跨国企业的董事会主席与一个中国乡镇女工之间，无法用“我们”代称。他们生活在极端不同的社会环境当中，各自的需求不同，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的理性思维完全不同。即使这位董事会主席能和自己的孙辈以“我们”相称，但是他们会有共同的未来吗？就算他能和那个女工的孙辈以“我们”相称，但他们又会有共同的未来吗？当然不会，同样，这种关系也不可能存在于他和达尔富尔的小难民、阿富汗的圣战者组织成员或地拉那的雏妓之间。

“我们”这个词强加给人们一个莫须有的对现实的集体意识，对于类似气候变暖这样的全球性问题，这样的集体意识其实根本不存在。因为，这些问题对于人们的影响是全然不同的，一些人在担心他们孩子的未来，而另一些人的孩子已经因之死去了。当“我们”所有人，本书的所有读者和我本人，决定从明天开始环保地生活，将二氧化碳排放控制在日常所需的标准之内，就会有另一群“我们”来破坏“我们”的努力：有的国家平均每周启用一座具有一千兆瓦发电量的火电厂，而这些火电厂的二氧化碳日排放量能达到3万吨。

这个无处不在的抽象概念“我们”否定了权力的作用，成了一种模糊的意识形态。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用第一人称复数来表述全世界是不可能的，正如大自然的文化史所揭示的那样，地球各个角落的生存条件都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