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对气候问题的冷淡态度使得对这个问题的责任完全落在了自然科学家们的肩上，而根据学科分工，他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责任来测算气候变化问题所具有的社会维度。此外，自然科学家们也没有责任来描述气候变化导致的社会后果，因为，虽然自然科学家惊人地熟悉复杂性，却不了解人们对现实的具体建构过程，也不了解不同文化形态、不同的参考标准、不同社会历史角度的阐释模式在问题的认识与解决上扮演的不同角色——对于上述一切社会问题，自然科学家不具备任何专业素质，当然，也没人要求他们具备。但是，他们作为社会的一员，对于社会问题及其解决办法拥有一种日常性的意识，他们经常会在自己内容扎实的关于社会崩溃、河流枯竭、冰层融化等问题的著作——这些书对读者极有帮助，这令人钦羡——的最后章节，努力表达出自己的责任感，即在列举了所有世界末日的可能性之后，他们尽力告诉读者该怎么办。

一般来讲，自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根本不明白，人类可能造成一种绝境，即再做什么也于事无补。他们大多数当然也不知道，各种各样的行动层面、集体理性和个人的非理性（或者反过来）是怎样互相关联的，也不知道情感如何干涉理智。有些社会行动，参与行动的个人原本都并非有意，结果却一道形成了事实，并制造出新的行为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这些行动，自然科学家也不理解。

因此，在提姆·富兰纳瑞、佛瑞德·皮尔斯和吉尔·耶格的著作中，对问题的分析可谓犀利透彻，而之后为解决问题提出的建议却相当“可爱”。两者对比如此强烈，真使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例如，提姆·富兰纳瑞在他那部令人望尘莫及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研究著作的最后，建议人们购买更小型的汽车，并且，让大家在做家务活时不要用电钻，而用古老的手工业时代的螺旋钻。这真是无可救药的“欠复杂”，连之前所论述的问题的边儿都沾不上。但这也有情可原，富兰纳瑞只负责对气候变化问题从物理角度进行专业测算，而不是从社会的角度。富兰纳瑞的研究考虑到气候变化的产生过程和进一步发展的繁复性——这确实是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但若考虑到它的后果，它就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因为，其后果完全是社会和人文性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