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清是哪天了，人们都说，总统死了，他是我们的父亲。图西族人马上就逃走了，到处都能见到房子被烧。父亲的死让我们愤怒，战争开始了，图西族人遭到屠杀。”

一个参与了20世纪最短暂、也是最耸人听闻的大屠杀的人这样说。1994年4月至7月，卢旺达有50至80万人遭到杀害，大多数死者是图西族人，卢旺达的这部分国民在短短13周后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受害者还不仅是图西族，那些指责谋杀行为的胡图族人、与图西族联姻的胡图族人以及由于另外的原因被胡图族视为叛徒的胡图族人也遭到杀害。

事实表明，存在于这两个种族之间的种族差异主要是殖民主义的产物，作为少数民族的图西族所拥有的更优越的社会地位要归功于殖民者对图西族的更高评价。在大屠杀之前的一些年里，胡图族人中广泛存在的社会压迫感转变为一种受威胁感，最终激化为对图西族完全的敌意：不知不觉地，在占人口大多数的胡图族人看来，自己面临遭到图西族发起的种族屠杀的威胁，他们觉得必须全力自卫，阻止他们想象中的图西族毁灭胡图族的计划。1994年4月6日，当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飞机被击落，大屠杀便爆发了。

“飞机坠毁后，人们说，我们的父亲死了。我们爱自己的族人，我们爱父亲，他死了，所以我们震惊极了。我们以为自己完了。人们说，敌人开始袭击了，我们必须自卫反击。”

另一个屠杀参与者这样说。显然，这两个人都能赋予自己的行动以意义：面临致命的袭击，他们必须自卫。对图西族的谋杀绝大程度上是由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的普通民众执行的，军方、高官和行政人员大多只是下达指令和分发黑名单。谋杀者的人数达到六位数，他们绝大多数人的武器是事先被发到手中的弯刀。

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这场种族屠杀之前，胡图族和图西族之间的矛盾和杀戮便层出不穷。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种族的社会关联并未严格隔绝，恰恰相反，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融洽地混合在一起，相互联姻，共同工作，结交朋友。那么，为何种族屠杀会一触即发呢？因为，胡图族人已经对威胁有所感觉，以上引述的两个胡图族人的话就说明了这点。完全有可能的是，杀人者自己都未意识到自己产生这种感觉的更深层原因。

两个胡图族杀人者都把对总统的谋杀视作完全私人的事件，他们将政治领袖看成类似家庭成员一样的存在，是他们的保护者、责任人，是他们的父亲，所以，对他的谋杀也是对他们的打击。按照这个逻辑，他们要拼死抵抗。事实上，假如我们从种族谋杀和大屠杀的范围论及谋杀者的动机，他们这个受到威胁的感觉不管从外部看来是多么空穴来风，在主观上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尽管两个种族在人口比例上的悬殊荒诞地将威胁的主客体颠倒过来——胡图族占卢旺达人口的90%，人们还是觉得自己必须发起攻击，以自卫和保护他们的家人。就这样，由于一个虚幻的威胁，由于一种恐惧感，随着一个完全相反的预兆，出现了致命的事实。胡图族相信图西族对自己有致命威胁，这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反犹分子相信犹太阴谋  ，米洛舍维奇的追随者相信塞族受到致命威胁，是一样的。尽管这些感觉到的威胁完全是非理性的——它们的后果却是无数人真实的死亡。动机的非理性并不影响行动的理性，犹太大屠杀就为威廉·托马斯的定理提供了最令人不愿接受的例证： “当人将某个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它对后果就必定造成真实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