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520年前后是东罗马帝国灾难性的时段。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毁于多次地震；幼发拉底河河水泛滥，发了一次又一次严重的洪灾；与波斯人、保加利亚人和撒拉森人的战争使帝国饱受战乱之苦。此外，国内的暴动尚未平息，哈雷彗星的出现又使人们陷于更大的恐慌中。中古史专家米沙·麦尔列举出这些灾难和毁灭，得出了一个独特的结论：当时的文献戏剧性地详细描述了这些局部灾难和规模更广大的灾难，却未让读者觉得它们的降临非常突然，也不觉得它们特别具有危害。

20年后，公元540年左右，在同样地区，又发生了一系列的灾难。天空又出现了一颗不祥的彗星，帝国再次受到保加利亚人的袭击，遭到了抢掠和破坏。通过收复失地运动，东哥特人夺回了帝国的大片疆域，却因此拉开了惨烈战争的序幕，无数生灵遭到涂炭。帝国首都再次受到多次地震打击，疫情导致“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死亡。君士坦丁堡和其他城市的商业与手工业完全停滞，帝国的基本设施崩溃，整座整座村庄的人都死光了。”

这时的文献笔端流露出人们面临威胁时表现出的万分惊恐，麦尔于是提出疑问，为什么在短短二十年之间，人们对灾难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答案真是出人意料，却叫人恍然大悟。原来，公元500年左右，人们等待着世界末日的到来（这归结于基督教史官们的预测、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以自己的名字昭示天下“复活”的“末世皇帝”阿纳斯塔修斯的综合作用）。公元520至530年所发生的灾难事件被划归于上述原因之中，由于世界末日的预言，人们对此类事件做好了精神准备，将它们理解为末日的征兆。麦尔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当被预言的灾难未发生，当外部环境未发生改变”，当时的解释和现实才可能形成相互矛盾的局面。

因此，当情况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世界并未毁灭，这就使得二十年后的阐释标准变得不同：未来的世界末日再也解释不了越来越多的灾难。麦尔分析道：“人们对事件的理解再也不能和以往相一致。”这首先导致了对皇帝的猛烈抨击，人们认为他应该对所有危险事件负责。

这是个很有趣的例证，它清楚地显示出，灾难并非单单指发生的事件，只有通过受害者的感知和阐释，它才具有（或者不具有）危险性。那么，人们究竟以什么作为观察事物的标准呢，欧文·戈夫曼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在他的著作《标准分析》中，欧文·戈夫曼得出结论，人们在理解事件，并对它们产生情感性的意义阐释时，会遵循带有社会烙印的特定模式——他将人们借以判断事件的这种组织原则称作“标准”。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说，对受害者的反应起到决定作用的，完全不是一个事件的客观存在，而是我们用来理解该事件的社会范畴。

人们总是在在由错综复杂的设想构成的背景下做出判断，但反之，这些设想只有很少一部分触及到人类的主动意识——对此，心理学、社会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的看法是一致的。这一背景将人们的感觉、阐释和决定组织起来，在其中，除了无意识和有意识的感知、解释之外，当然还存在着前提性的背景假设（“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应该这样做”等等）、社会化的观点和生存习性，此外，还有因情境而产生的要求、别人的行为、请求、命令及其他更多因素。

因此，我们会感觉到威胁，或是我们做出某个决定，都是由认知评价决定的。认知评价遵循参考标准，能够通过交互行为和团体化相互印证和加强。而且，人们身处不同情境会学到不同的感知和阐释模式，而这些模式也由于经历危险、灾难、战争而改变。此外，还有关于现实世界的抽象概念和模式——有关世界末日、可预计的和不可预计的事件、和平与战争、公正与不公正、责任、复仇等等。这些因素在不同层次构成参考标准，决定着单个主体的感知、判断和决定。所以，同样的情境下，不同的人、或者在不同时间，将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所以，由于和人们的预期达成了一致，520年的灾难受到了冷静的对待；而由于事实与人们的预期不符，540年的灾难引发了恐慌。只有当参考标准的理解视野再也容纳不下人们的经历、事件和发展时，才会出现参照危机，人们会渴求去理解发生的事情。就是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人们日益希望拥有概括力、洞察力以及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