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贾雷德·戴蒙德 写道：“复活节岛上出现了整个太平洋地区最极端的破坏森林现象，即使在全世界，也没有这样严重的例子。它对岛民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燃料和野生食物的消失，经济作物的产量也下降。……没有大木梁和绳索之后，石像的运输和竖立都被搁置下来，航海独木舟的建造也停工了。”在一个与世隔绝，渔业几乎无望的岛上，这样的资源匮乏是无法弥补的。岛上本就风力巨大，一旦砍伐森林造成土壤流失，就会使得农业也越发艰难。而且没有木材就没有燃料，在冬季，岛民们只好燃烧最后的一点植物和草来取暖。这些转变甚至影响到死者：没有木头，尸体无法火化，于是死者都被做成木乃伊或者被埋在地下。

显而易见，生存机遇如此缩减的情况必然造成对剩余资源越来越激烈的竞争—而且是在各个层面：口粮、建材、技术和象征表象方面。假如要举例说明人类不仅仅只是靠食物活着（尤其在缺乏食物的情况下），最好的例子就是复活节岛上的居民。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文化实践的自主化，它使人们即使面临自我毁灭也在所不惜。这也算不得是复活节岛居民的专利，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羞耻感甚至可以让人死在一所着火的房子里，因为他们耻于光着身子冲到大街上去。诺贝特·埃利亚斯曾多次描述，情感的过度参与如何阻碍了人们对事件保持距离，进而影响人们采取挽救措施。他写道，17世纪初，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死于一场发热，“因为他太长时间坐得离火盆太近，而他之所以被烤得太热，是因为他找不到那个负责拿走火盆的仆人”。

正如在前一章所表现的那样，人们的决定取决于他们对情形的感知和阐释，在此，我们也可见到，即使存在着更好的解决办法，人们还是可能做出对自己不利的决定，就像菲利普三世的例子一样。即便涉及自身的生死存亡的时候，文化、社会、情感和象征等因素所起的作用也常常大于求生冲动。现实中的类似事件，我们只要想想自杀性袭击就能明白。

菲利普三世和复活节岛上的居民所遵循的参考标准使他们无法看到自己的困境。似乎是他们所具备的文化感知觉模式阻止了通往其他解决办法的途径，似乎当事人完全看不到自己还能做什么。这样致命的阻断是可以通过训练和纪律有系统地培养出来的，在18世纪和19世纪受过操练的军队中，战役规则使得步兵可以让自己一动不动地被杀死：“士兵们一言不发，一成不变地行进，一排一排地听任屠杀，这样的屠杀往往会持续数小时。据奥斯特曼-托尔斯泰伯爵军团里的步兵说，在伯罗的诺，他们在直接射来的炮火里站了两个小时，‘这期间，他们队列之中唯一可以感觉到的动作就是死者的扑倒’”。

换句话说，在所有上述情况下，人们感到的问题，根本不是自身生存受到威胁，而是那些有象征意义的、历史流传下来的、与地位和命令相关的行为准则可能遭到破坏——这种威胁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在当事人看来，他已别无选择。人们就是这样成为自己生存技巧的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