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海峰说他在实验室，稍后赶回市区。他问我想去哪儿，我答不出，最后他提议在云大附近的文林街见面。

我背着装有笔记本电脑和换洗衣物的双肩包来到文林街，以前在有关西南联大的书里看到过这个地名，倒是第一次来。窄街的两侧散落着小咖啡馆，年轻男女在落地玻璃那头谈笑，城市们被经济的浪潮塑造得如此相似，如果不是高原八月的阳光，我几乎有重返上海的错觉。

我进了一家名叫“蓝白红”的咖啡馆，一楼坐满人，我上到搭出来的二楼，隔着木栏杆可以俯瞰一楼的店堂。我给蒋海峰发了短信，他说马上到。

十分钟后，一名背着单肩电脑包的瘦高男子匆匆走进店里。从我的位置可以看到他有些后移的发际线和眼镜，看不清脸。我趴在栏杆边喊：“海椒！”

男人抬起头，他的视线定格在我脸上，神色有些迷惘。我看清了多年不见的蒋海峰的脸。要在街上偶然遇见，我肯定认不出他。有点招风的耳朵没变，略高的颧骨也没变，然而少年时代的面影不知所踪。不知怎的，他让我想起容易受惊的长腿鸟类。

蒋海峰上了二楼。他走过我对面的椅子，坐在我身旁。四人桌空着半壁，感觉怪异。我开玩笑说：“这样坐好像小学的时候。”

“我，有点恐高。”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我们换一家？”

“没事。这样就好。”旧时同桌说。

我和蒋海峰从小学到初中毕业都在同一个班，他自小不声不响，在班里固然成绩优异，却很少和哪个同学特别亲近。其他男生起哄喊我“兔子”的时候，他从来没加入过让我脑袋充血的合唱，也许是出于短暂的同桌情谊。

我们的同桌时代是小学五年级。我记得他的课本一向整洁，到学期末依然边角挺括。和我那些不知怎的就变得皱皱巴巴的课本相比，我俩的性别仿佛应该对调。

我在班里的成绩充满弹性，不时从前三名晃悠到十名往后。这不妨碍我每到自己不爱上的课就塞本闲书在抽屉里看。由于同桌的孽缘，蒋海峰无奈地担任了放哨的岗位，每当危险靠近，他就迅速推一下我的手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