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邮局后，我在岛上晃了一圈，连海神庙也看了，又回到咖啡馆门口朝里张望。仍是那副光景，明信片架，白木桌椅，花布台灯，假玫瑰花。去年夏天比现在早些的时候，何琴坐在其中一张桌前写下给我的明信片。她眼下究竟在哪里做什么？为什么要写那些费解的字句，又为什么迟至来年发出？

背后有人喊了声“你好”，我一惊，转过身，几步开外站着个松垮的男人。这么形容他，因为此人身量不高，却穿了件大两个号的土黄T恤，胸口被汗浸湿了一块，下半身是及膝的肥大布裤，看不出是绿色还是灰色。他脚上的人字拖也显得过大，那情形仿佛在宣称，合体衣装无非是人生的束缚。

男人说：“照相馆的人说，你在找我。”

我反应过来，松垮仁兄是咖啡馆的老板，照相馆的人想必是穿白衬衫的那位。我递上旧名片，印有杂志主编的头衔。他瞥一眼名片，脸上闪过奇异的神色。

“不知你听说没有……我这儿出了点事，这会儿不适合接受采访。”他的口音带着北方味，脸庞也是有别于当地人的扁平白净。

“不是采访。我收到一张明信片，是从你的咖啡馆寄出的，想请你看看，能不能回忆起寄信人？”

“我这儿每天要走好多明信片……”他迟疑着接过明信片，翻来覆去看了看。“不好意思，真不知道。我从来不看客人写的内容。你就这么一张明信片，还是去年的，实在没头绪。”

他的答案在预料之中。我摸出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照片。那是何琴和我的合照。二〇〇三年秋天，两个女孩的身后是断桥的人头攒动。请路人用何琴带的凤凰相机拍的。为了放进钱包，照片被剪过，我们笑得仿佛全无心事。考虑到我当时的狼狈，只能说照片这东西很少呈现真相。

咖啡馆老板仔细地打量照片，说他对上面的人没印象。按理，谈到这个份上，我已经没什么可问的。至于咖啡馆倒闭的前因后果，即便我想问，估计他也不愿开口。奇怪的是他并不着急走开，直盯着我看。

半晌，他迟疑着说：“我原以为你要问别的事。”

“你以为我要问什么？”

他没有立即回答。一丝风也没有，窒闷的热意让汗水不断渗出。在这样一个陌生荒凉的岛上，被人用古怪的眼神盯着看，不大好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