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告成之后，她站起来捶着自己的腰：“再老的房子，只要亮堂起来，就不那么难看了。”看着一个浑身破洞、戴着鼻环的姑娘像家庭妇女一样劳动，我不由得感到这场面很不真实，同时又有几分滑稽。我对小米感叹：“真不像你这个风格的人该干的事儿啊。”

“我什么风格啊？扔人堆儿里无非是尘归尘土归土。”她仿佛对自己的怪异装束没有意识，啪啪地拍着手继续说房子，“我只是觉得既然是个家，那就得有个家的样儿。”小米的话有两个意思：一是她印象里的“家”应该干净整洁，二呢就是她真把这儿当成自己家了。后者简直吓得我不寒而栗。而屋子就此干净起来以后，我抽烟的地方就只剩下阳台了。

作为一个有起码素质的人，我得学会尊重人家的劳动成果啊。这对于我来说，无疑又是不适应的过程，有的时候我刚从烟盒里掏出一支烟来，一想到必须得离开室内，心里就“腾”地蹿上来一股邪火。凭什么呀？这可是我家，怎么冷不丁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妹妹，我在这儿就没有自由了？对于我来说，小米并不比楼下那个卖煎饼的驻马店姑娘来得熟悉，她又有什么权力如此直截了当地闯进我的生活，并用不可抗拒的姿态来干涉我、限制我呢？我的烦恼还不止上述两点呢。就连我扔在床头、沙发扶手上以及卫生间里的闲书、杂志什么的，也被小米统一集中起来，再按开本大小塞进了书柜。这无疑妨碍了我装孙子以及“自学成才”的进程。要知道，那些书籍看似扔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其实却有着内在的规律：随手放下的书，正好适合随手捡起来接着看；而且无意之间，一本书往往会出现在它最适合被阅读的地方。现在可倒好了，在自己家看书都得像阅览室管理员一样忙活一番。

有一次，我好不容易偶发激情，想要读一读那本三个月只看了十来页的《存在与虚无》。这种兴致简直就像老年人的勃起一样难得，怎么能让我不拍着屁股往茶几跑去呢？然而沏好了铁观音才发现，书不见了。我又返回卧室，扒着书柜上下求索了十分钟，才在顶层的《朗文英汉字典》旁边找到了那本“海公公”的巨著——而这个时候，我的学术兴趣已经无可逆转地软了下去，一个字儿也读不进去了。

更尴尬的是，有两次我跑进厕所，却发现原本放在那里面的杂志不见了。而括约肌又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只好空虚地望着窗外的树梢，度过了那十几分钟。没有文字陪伴的大便，是多么地寡淡无味啊。

我觉得自己必须表表态了，便对小米抗议：“你能不能别再乱动我屋里的东西？”“怎么叫乱动啦？”小米反驳，“正因为我动了才不乱呢。你瞧你以前把东西摆的，跟让人抄过家似的。”“那叫看似大乱实则大治……毛主席就从来不喜欢别人收拾他的书房，那会影响他老人家的思路并导致大脑昏聩的——这将造成多大的恶果，你懂么，小同志？”

“别跟我拽这个，你又不是毛主席。”她犟嘴，并试图转移话题，“而且我觉得你把《收获》杂志放在马桶上也特别不尊重。”

“再给你讲一个道理：最好的文学就应该是‘屎伴侣’。”我厉声把话头拉回来，“再者，我需要一个大开本的读物来扇风散味儿……不许笑，严肃点儿，我跟你谈正经事儿呢——小米，你影响我的生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