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母亲经常会提到父亲。在我父亲去世时，他们两个都还是年轻人。她非常爱他，爱到骨子里。

尤里卡周边是贫瘠的沙漠，我和哥哥约翰（John）一直都很勤劳：我们在冰天雪里地用一辆红色的小拖车拖运木柴，我们在我们镇上每天只停一次且每次只停9分钟的火车上卖报纸，我们收集蝙蝠粪肥并将其作为花园肥料卖给城镇另一边的摩门教女教徒。我们赚的钱足够我们六个孩子偶尔去看场电影或在当地的糖果店里买冰淇淋。我的母亲没有那么多钱供我们如此“奢侈”地消费。

自孩提时代起，我就喜欢画画。由于我们家太穷，我不得不自己想办法。我用削尖的树枝在地上作画，用煤块在旧木板或硬纸板上作画，用铅笔在牛皮纸上作画。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母亲从镇上给我们带来了一包礼物，是一个小型的水彩画工具包，最基本的那种。我母亲说：“托尼，你将来要成为一名艺术家。”这并不是一个建议。颇为神奇的是，现在的我经常会携带这样一个水彩画工具包行走世界，而这是我间谍生涯中所使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种。

高中毕业后，我在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就读一年，期间，为了帮助家庭，我做了一名管道工的助手。大概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遇到了我的妻子凯伦·史密斯（Karen Smith），五年后，我们有了三个孩子，按照长幼排序分别是阿曼达（Amanda）、托比（Toby）和伊恩。那时候，我已经在马丁-玛丽埃塔公司（Martin Marietta）从事工具设计和艺术插画工作，并建立了自己的设计工作室。虽然这份工作单调乏味——为美国各地安装在导弹发射井里的泰坦导弹绘制布线图，但足以让我养家糊口。然后，在1965年的一天，我看到了一条信息，正是这条信息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一生。我在《丹佛邮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说是美国海军招募派驻国外的艺术家。于是，我按照邮箱地址，将部分作品寄到了盐湖城。我对凯伦说，尝试一下新事物，这或许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与政府代表会面的地点并未设在丹佛市中心的联邦大楼，而是设在了该市西区科尔法克斯大街的一家汽车旅馆。旅馆房间内的窗帘紧闭。与我会面的是一个看起来颇为可疑的人，他头戴毡帽，就像过去的侦探。他飞快地向我出示了他的证件，然后拿了一瓶占边波本威士忌放到了桌上。

“小伙子，这里不是海军。”他一边说着，一边倒了两杯威士忌。

“不要开玩笑！”我想。

他告诉我说，事实上他来自中情局。当时，我并不知道中情局是一个什么机构，但在听他介绍时，我还是尽量表现得很感兴趣。